白華父子在真定居住後，雖甚為清苦，但也算安定。此時白華失妻李氏多年，且李氏生還已無望，於是白華在眾友人的撮合下，繼娶羅氏，並生白恪，小名常山，字敬甫，號竹梧。白華老來得子，甚是疼愛，況小白恪也非常聰明，亦為元好問所稱賞，元好問作《常山侄生四十月，能搦管作字，筆意開廓，有成人之量，喜為賦詩，使恪誦之》的詩歌；袁桷也在《白公神道碑》中寫道：“敬甫少警敏，三歲善作字，書八卦八字。”後白恪官至朝列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這也圓了白華在白樸身上沒有實現的望子成龍的夙願。同時，白恪居官也為白樸後半生實現“讀萬卷書，行萬裏路”的誌向，奠定了物質基礎和交遊條件。
在白樸二十一歲左右，白華續娶繼母羅氏後，竟一日內三次作詩示白樸，分別是《示恒》、《是日又示恒二首》，並像孔夫子教訓兒子鯉那樣讓白樸“過庭思父訓”，大意是：我們白家在壬辰之亂中，數口人沒有活著歸來，所受的苦難也已經很深了。你要體諒我們這兩個多病的白發老人對你的期望，要“鍛煉文章更用心”而“鵬摶萬裏程”。你要珍惜自己的名聲，就是因貧困而死，也不要用不正統的歪門邪道來竊取虛名，而有損白家聲望和文化人的形象。鳥兒還懂得反哺父母三年，我雖然續弦再娶，但親情不能割斷，如果你事業無成，我死後也無臉麵相見先去世的兄長們。特別是第三首詩中，白華更是板起臉孔，嚴厲地規勸這個“誤入歧途”的兒子：你年歲已大了，現又文不成武不就。車翻了就得重改車轍，做人就像建屋一樣，要堂堂正正。鶴發雞皮又多病的我，現仍背井離鄉，寄人籬下。我最多也就活到七十歲，還能在你功成名就時暢飲幾回呢？
白華一日之內連續三次以詩教訓、規勸白樸，詩中有“竊得虛名玷士林”、“覆車需改轍”、“擲地惜家聲”等口氣比較嚴厲的字句，已超出平常父輩教育兒子的範圍，應看作白華認為白樸此時做了“玷士林”、“辱家聲”、“覆車”的事而直言規勸。據王博文《天籟集·序》中稱：白樸經過喪亂失母的精神打擊後，便有“滿目山川之歎”，常鬱鬱寡歡，從而變得“放浪形骸”。當時，元雜劇藝術是以北方的大都、真定等地為中心的，元雜劇作家除大都人外，多數屬真定人，真定籍較著名的雜劇作家有李文蔚、尚仲賢、史樟、戴善甫、侯正卿等人。在白樸第一次絕薦拒政前，隨家人閑居真定，他滿腹經綸，但無用武之地。於是，他便參與了由史天澤九子、封龍山學友史樟組織的九山書會等雜劇創作團社，白樸“曲己降誌，沉抑下僚”，與民間雜劇藝人親密往來，為她（他）們填詞寫戲而樂此不疲。但是，從當時正統的儒家觀念來看，認為作雜劇、散曲會“得罪於聖門”（見元鍾嗣成《錄鬼簿·序》）；羅宗信在《中原音韻·序》中也說，元曲是一種較通俗的文學樣式，正統文人常常輕視於它。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到，“盡管散曲來自民間，但是在元代，它的使用範圍還是和詩詞相差無幾。……流傳下來的作品絕大多數出於社會上層的作家之手”（見社會科學院版《中國文學史》）。雜劇的創作，“作者們一般是‘門第卑微、職位不振’的社會地位較低的人”（見社會科學院版《中國文學史》），但白樸是個例外。因此，父親白華所指白樸的“覆車”、“玷士林”、“辱家聲”之事，也應當是指白樸混跡勾欄行院，為行院藝人譜曲寫戲這類事情。白華認為，這種行為會破壞正統讀書人的規矩，有損白家高貴門第的聲譽。
況且，當時的社會正處於蒙滅金後不久的戰亂初停時期，由於複雜的民族關係，使得這個時期的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呈現一種特殊的形態。這些初占北方中原的蒙古統治者們，仍然未從亢奮的征服感中清醒過來。在經濟上，他們把相對落後的生產方式帶到中原，掠地放牧、驅人為奴等現象長期未能停止。在政治上，蒙古統治者一麵保留“千戶”、“萬戶”的軍事組織，並實行民族歧視政策，把人民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並規定中央及地方長官都由蒙古和色目人擔任，漢人和南人隻能擔任副職。這些長官大都沒有文化，昏庸而又暴虐，在他們管轄下的漢人和南人的處境就可想而知了。在文化和統治方式上，蒙古統治者最初並沒有把漢族的傳統文化放在眼裏，他們重喇嘛教而輕視儒教，首先廢除科舉製度，在元世祖忽必烈執政前，把漢族知識分子的仕途之路基本切斷了。正如謝枋得在《送方伯載歸三山序》中談道：“我大元製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知識分子的地位竟然被排到娼妓的後邊、乞丐的前麵，而成為“臭老九”。
在這種知識被貶值、人才被壓製的社會背景下，白華盼白樸要樹立“鵬摶萬裏程”的宏圖大誌，隻能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空想。況且，白樸也從父親那宦海沉浮、懷才不遇的遭際中，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了仕途的險惡。此時，白家的社會地位和經濟狀況也一落千丈，今非昔比了。白華在示兒詩中流露出潦倒無奈的歎息而顯得底氣不足。所以，白華的示兒詩，隻能視為一個金朝遺老對原士大夫階層生活的懷念，是對封建禮教無力的維護。白樸也並沒有把父親的曲解放在心上，仍然無拘無束地混跡於勾欄行院，樂此不疲地寫作雜劇、散曲。
白樸二十一歲時，父親為他草草舉行了婚禮。根據胡世厚先生於二〇〇〇年六月在安徽省六安市蘇埠鎮白家庵，訪得白樸後人所藏《白氏宗譜》可知，白樸的原配夫人為戴氏，生三子一女，“長鍍，次鉞，三鑑。女一，小字白姑姑”。王博文在《天籟集·序》中稱：“元白為中州世契，兩家弟子，每舉長慶故事，以詩文相往來。”可這次為白樸娶妻，卻沒了大戶人家的規矩，就連對白樸有救命教養之恩的元好問叔父都未通知，“近得仲庸書，報鐵山已娶婦”（見元好問《與樞判白兄書》）。也許，這樁婚事本來就不是父母包辦的，就如他在《牆頭馬上》中所說：“隻要姻緣天配合，何必區區結彩樓！”
白樸在真定居住時期，他不時地和長輩元好問及封龍山廟學學友侯克中、王思廉、李文蔚、李泂、程思廉等人出外交遊，多次去大都，還曾遊順天、懷州（今河南沁陽）等地。這一時期，是白樸一生中最無拘束的“花月少年場”，也是他在散曲雜劇界大出風頭、大出成果的黃金時期。
在這裏，我們需要對比一下白樸和關漢卿，以便確立白樸在雜劇史上的地位。
古代對關漢卿的研究，隻存於一些片語隻言的記載中，也很難較全麵真實地了解關漢卿，加之前些年，出於政治的需要，使關漢卿成為一個“革命戲劇家”、“鬥士”等。元末鍾嗣成《錄鬼簿》稱關漢卿為金“太醫院尹”，引出明朱經《青樓集·序》之“金遺民”說，進而明朱權的《太和正音譜》中，又提出了“初為雜劇之始”說，書中載：“關漢卿之詞，如瓊筵之醉客。觀其詞語，乃可上可下之才，蓋所取者，初為雜劇之始，故卓以前列。”並列關為雜劇家第十位。對朱權之“可上可下之才”的評價，王國維也說：“蓋元中葉以後，曲家多祖馬、鄭，而祧漢卿，故寧王之評如是，其實非篤論也。”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中稱：“關漢卿一空倚傍，自鑄偉詞，而其曲盡人情，字字本色，故當為元曲第一人。”王國維對關漢卿的評價，一掃明代朱權等人之偏見。但是，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胡適、吳梅、馮沅君、孫楷第、吳曉玲、王季思等戲曲文學界專家對關之“金遺民”、“初為雜劇之始”、“大金優諫”等說，提出激烈的批評，並經過爭鳴，否定“金遺民”說。而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樸，生年確鑿，生於金正大三年，即公元一二二六年，金亡時已八歲。況且據金元《百官誌》中，都沒有“太醫院尹”之官職名，而元代有醫戶之戶籍管理製度根據《元史·百官誌·誌第三十五·百官一》載：“元太祖起自朔土，統有其眾，部落野處，非有城郭之製，國俗淳厚，非有庶事之繁，唯以萬戶統軍族，以斷事官治政刑，任用者不過一二親貴重臣耳。……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製作，立朝儀，造都邑，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之官。”又據《元史·百官誌·誌第三十八·百官四》載：“太醫院，秩正二品，掌醫事，製奉禦藥物，領各屬醫職。”醫戶屬太醫院管理，另據《錄鬼簿》別本，亦稱關為“太醫院戶”，關充其量也隻是個由太醫院管理的民間醫生。由於金“太醫院尹”說不能成立，所引出的“金遺民”說和“初為雜劇之始”等結論也就不能成立了。
另據胡適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九日天津《益世報》發表的《關漢卿不是金遺民》一文中指出：“鄭振鐸先生根據漢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杭州，當在宋亡以後，是很對的，但他說漢卿的卒年至遲當在一三〇〇年之前，還嫌太早。關漢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調以元成宗‘大德’年號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1307），而漢卿曲中雲：‘吹一個，彈一個，唱新行大德歌。’這可見他的死年至早當在一三〇七年之後，此時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們必須承認，關漢卿是死在十四世紀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絕不是‘金遺民’，也絕不是‘大金優諫’。”孫楷第《關漢卿行年考》斷定：“關生年當在蒙古馬乃真後元年與海迷失後幾年之間（1242—1249），據關漢卿與胡紫山、王秋澗、馬海粟、盧疏齋（即盧摯，其妹為白恪之妻）及名妓珠簾秀等都有詩曲贈與……”相反，白樸的“金遺民”身份一直是很確切的。那麼，便得出了很明確的結論，白樸便是“初為雜劇之始”了。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為了配合曆次政治運動，把關漢卿異化為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雙重壓迫下的，“銅豌豆式”的偉大鬥士。其實，“銅豌豆”是元代對“老嫖客”的稱呼，並聯係其《不伏老》套曲中有關“攀花折柳”等風月場之描寫，可知“銅豌豆”僅是作者的一種自詡。我們從現存關漢卿的詩文、雜劇作品中，也都找不出有關他反抗元代統治者的言語。但是，在對關漢卿無限拔高的背景下，卻對“大地主”出身的白樸的散曲雜劇作品，特別對存有大量交遊創作、身世抱負、藝術思想等信息的白樸《天籟集》有不公道不客觀的評價，甚至至今無人對白詞作全麵、客觀的注釋、研究，有的評論文章也是在沒深入了解和注釋白詞的情況下，先入為主地炒冷飯。
雜劇是隨當地經濟、文化及政治的發展水平而興衰的。二〇〇五年春，我與當時的河曲縣委宣傳部張少華部長，赴正定考察白樸的雜劇創作，並與正定古文化研究會座談。會長許維明在《真定——元雜劇前期的一大活動中心》（見《古圃》，一九九三年十月第一期）一文中說，“真定（今河北正定）是金末元初僅次於大都卻早於大都的雜劇活動中心”，古人稱真定是“中國咽喉通九省，神京鎖鑰控三關”。蒙古建立元朝之前六十五年（一二〇六年成吉思汗稱汗始，至忽必烈一二七一年定國號為元），先是開始對金朝的戰爭，到一二一四年春三月，成吉思汗圍中都北郊，派使勒索金帝，得岐國公主及五百童男女、三千匹馬而還。另據《金史·宣宗本紀》，金宣宗認為中都無法堅守，決定遷都南京（今河南開封），並於貞祐二年（1214）五月十日正式下詔南遷，在中都設大興府，史稱“貞祐南渡”。
一二一五年五月，蒙軍攻占並焚毀中都，這是一場很慘烈的戰鬥，金右丞相兼都元帥完顏承暉戰死，戶部尚書任天寵和知大興府事高霖慘死……《續資治通鑒》第一百六十卷載：“宮室為亂軍所焚……時蒙古主避暑恒州，聞中都破，遣使勞明安等，悉輦其府庫之實北去。於是金祖宗神禦及諸妃嬪皆淪沒。”金中都為蒙古軍所焚毀，已成廢都。蒙軍在金中都燒殺搶掠後，退回草原，直到忽必烈即位後第八年（1267），才在中都的東北郊新選宮址（今中日友好醫院附近，櫻花園北有元大都遺址公園），著手重建皇宮。在火燒金宮五十七年後（1271），蒙古人定國號為元，將中都更名大都。由於蒙古對金和南宋的戰爭，是由北向南推進的，元朝統治者把真定視為後方基地，所以早在一二二七年，就由史天澤駐守真定，“招流散，撫瘡痍，披荊棘，掇瓦礫”，開始恢複發展。數年後，使真定成“天下之巨郡，四方之都會”（見《河朔訪古記》）。這樣真定在戰爭的縫隙中，經濟、文化等方麵幸運地早於燕京而繁盛起來。在一一二六年，蒙軍攻克汴梁時，曾擄掠大量的財物、工匠、學者及倡優伶人等歸北，並與南宋約定，滅金後地盤歸宋，人民全部北徙。於是，汴梁之人多居真定，致使真定有“故都之遺風”。中統元年（1260），忽必烈封史天澤為“萬戶”，開府於真定，又設真定路，轄一府、五州、三十縣，管轄範圍為河北最廣。馬可·波羅遊覽真定後說，真定是一座貴城，居民“恃工商為生”，“織金錦絲羅，其額甚巨”。元代詩人陳孚稱真定“千裏桑麻綠蔭城，萬家燈火管弦清”。納新在《河朔訪古記·常山郡部》中，寫到真定南門陽和樓時說：“左右挾二瓦市，優肆倡門、酒壚茶社，豪商大賈，並集於此。”瓦市，即大小勾欄集中之地，真定能成為最早的雜劇中心地，是以如此繁華的城鎮和眾多的熱心觀眾做基礎的。城鎮的繁榮加上史天澤的蔭護，許多金朝遺老、學者如元好問、白華、王鶚、王惲等等紛紛來依附。同時，以封龍山廟學同學為主的專門創作雜劇的組織“九山書會”成立。據鍾嗣成《錄鬼簿》載，元雜劇“名譽昭然”的作家有五十名，其中三十一名為燕趙籍，除大都十七名外，大名、保定、祁州、涿州、德興均一至二名，而真定就有七名，分別是白樸、李文蔚、尚仲賢、戴善甫、侯正卿、史樟等，所創作的雜劇數量達五十七種。蒙軍火燒中都後，百廢待興，其經濟實力和文化繁榮程度遠比不上真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