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官的念頭並不是與生俱來的，每人出生時下來都是赤條條的，無論教皇抑或影星。尊貴與矯飾都是後來的事情。
人生下來，第一件可做的事情隻是放聲大哭，這並非說他對作人產生了哪些顧慮，而是舍哭之外無由證明自己的生命。
在人的少年時代，則開始幻想如山的糖果，羽化成仙或與動物對話。總之，人隨著社會的刺激和自己的需求產生了許多的欲望。
隨著涉世漸深，欲望也漸多。
而實現自己的欲望，或盡快實現自己的欲望，是人們在有生之涯考慮最多的一件事情。
在這種思考中，需要一種優選，換言需要一種綜合。
人因為衣食住行等各種需求的分門別類，欲望也跟著分門別類的。譬如千金之裘可禦漫天風雪，滿倉穀物就不怕明年的歉收。
於是有人單純地積累財富，直到臨死時仍拜托家人隻可點燃一根燈草。這種人是吝嗇鬼。有人徒然囤積糧食，甚至黴變。這種人叫土包財主。
然而聰明人誕生了，他們並不親自製造或積累什麼，隻做一件事便足以豐衣足食。
如此妙事是什麼呢？當官。
宋朝一個皇帝的胡言亂語流傳至今，“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雲雲。對讀書人來說，這顯然是謊言，不然飽讀詩書的李杜、韓柳何以潦倒江湖呢？讀書最多的教授和圖書館員們也從未因為讀書而富起來。欺騙是一種詐術，然而騙人讀書還算是一種比較光明正大的動機，雖然兌現不了。
此詩若改成“官中自有黃金屋”，庶幾接近實際情況。當上一名公社書記，雖然未必在眼前矗起卜座黃金屋，但過日子總比普通社員要從容得多。
因為官所產生的權力又能產生一種優勢效能，是對社會地位和生活資料的綜合。
如果泛泛地論官，可以簡單地分為兩類，好官與壞官，用百姓的話說是清官與贓官。這種好壞的標準從古到今隻有一個，即對百姓的態度。
從政治學或行政學的觀點看，官是群體組織的責任者，他手中握有的與其說是權力不如說是職責。在形成網絡的係統中，作為管理的中介或作為指令傳達的樞紐，其職責必然受到來自各方的監督製約。那麼，職責的完成在經過定性和定量分析之後，隻能得到稱職與不稱職的判斷。既然如此，人們何以用好壞這種善惡標準來判斷呢？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以及儒學觀念籠罩的曆史進程中，人，除了父母以外特別是離開父母成為獨立的社會人以外，官就成了自己命運的主宰。甚至官的威望也與父母的恩情重合在一起，諸如“父母官”這種流傳至今的叫法。在這種重壓之下，庶民是無理可講的，人生由生存到發展的全過程都掌握在官們的喜怒哀樂之間。反抗多半是沒有好下場的，那麼人的全部渴望都隻好寄托在當官者品格的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