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中，偶然的機遇（chance）頗為重要，凡大人物之所以能成大事業，固由於其天才，然亦由諸機遇湊合，使其天才得充分發展也。例如唐太宗，一大人物也。世之早夭者甚多，如唐太宗亦“不幸短命死矣”，則其天才即無發展之餘地。彼又親經許多戰爭，吾人所見昭陵前之石馬，皆刻有箭傷，使唐太宗亦偶中箭而死，則其天才亦即無發展之餘地。此不過舉其大者，此外可以阻其成大事業者甚多，而皆未阻之。此唐太宗之所以如茵上之花，而為有幸之人也。天才與常人，其間所差，並不甚大。世上有天才之人甚多，特其多數皆因無好的機遇湊合，故不幸而埋沒耳。在中國曆史中，一大人物出，則其鄉裏故舊，亦多聞人。如孔子生於山東，於是聖廟中“吃冷豬肉”者，遂多鄒魯子弟。如近時曾國藩起，湖南亦人才輩出，極一時之盛。如此之類甚多，舊時說者多謂係出天意。其實人才隨地皆有，一大人物出，又能造機會以使之發展其天才，故一時人物蔚起耳。此大人物何幸能得機遇湊合以成其為大人物！其他人物又何幸而恰逢此大人物所造之機會！總之，皆偶然而已矣。
大人物之能成為大人物，固由於其所遇之幸，即普通人之僅能生存，亦不可謂非由於其所遇之幸也。男女交合，極多精蟲，僅有一二幸而能與卵子結合而成胎。胎兒在母腹中，須各方麵情形皆不礙其生長，十月滿足，又經生產之困難危險，然後出世。自出世以來，即須適應各方麵之環境，偶有不幸，則所以傷其身與其心者，如疾病、刑罰、刀兵、毀謗等，皆不招而自至。即以疾病一項而論，吾人終日，皆在與毒菌戰爭之中，偶一失手，敗亡立見。其他諸端，亦複稱是。莊子曰：“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莊子·德充符》）吾人皆日在“四麵楚歌”之中，即僅能生存，亦即如未被足踏之螻蟻，如所謂“幸草”矣。
吾人解釋曆史時，固不能不承認經濟狀況及地理等物質環境之影響。然若謂一切曆史之轉移，皆為經濟狀況等所決定，其中人物，全無關重要，則亦不對。吾人平常開一會議，其主席之能盡職與否，對於會議之進行，即有甚大關係。至於在政治、社會或人之思想上，有大權威之人，其才智行為，豈可謂為對於曆史無大關係？如清光緒帝之變法，因受慈禧太後之製而作罷。使慈禧不幸而早日即死，或幸而早日即死，光緒之維新政策得行，則中國今日之局麵，當與現在所有者不同。說者或謂當時守舊之人甚多，即使無慈禧，他人亦必製光緒使不得維新，是亦固然。不過他人之製光緒，必不能如慈禧之製光緒；既不得如慈禧之製光緒，則中國現在之局麵，當亦與現在所有者不同。故中國現在之所以至於如此，亦許多偶然的機會湊合使然。偶然的機會，在曆史中亦頗占重要位置也。
說者又謂一事物之發生，必有一定的原因，故無所謂偶然。然吾人所謂偶然，與所謂因果律，並不衝突。假如一人正行之際，空中隕石，正落其頭上，遂將其打死。吾人固可謂此人之行於此乃由於某原因，空中隕石亦有原因，皆非由於偶然。此吾人所不必否認。吾人所謂偶然的機會者，乃此隕石之恰落於此人頭上也。此人之所以行於此地乃一因果係統，空中隕石又為一因果係統；此二因果係統乃必發生關係，此乃是偶然的也。
故吾人之求避免不如意事，或得到如意事，其成功或失敗之造成，皆常受偶然的機遇之影響，故為吾人所不可必。換言之，即成功失敗之造成，皆受機遇之影響，而機遇又非吾人力之所能製。如深知此，則吾人於不能達所求之目的之時，亦可“不怨天，不尤人”，而省許多煩惱。此儒家所以重“知命”也（參看第八章第九節）。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