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在晚唐文學中與李商隱齊名，為有別於盛唐及其轉折期李白與杜甫的並稱，後人尊曰“小李杜”。
杜牧(803—853)，字牧之，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生於唐德宗貞元十九年，卒於宣宗大中七年。他出身於世家大族，祖父杜佑是中唐有名的宰相和史學家，但在他十餘歲時，祖父、父親相繼去世，家道中落，以致賣宅還債，“奔走困苦，無所容庇……長兄以驢遊丐於親舊，某與弟食野蒿藿，寒夜無燭”(《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啟》)。
杜牧自幼孤貧，勤奮好學，文宗大和二年(828)，二十六歲的他進士擢第，同年製策登科，授弘文館校書郎。但由於他性情耿介，不屑於逢迎權貴，仕途不很得意。《新唐書·杜牧傳》說：“牧剛直有奇節。”又說：“牧亦以疏直，時無右援者。”因此在進士及第不久即出為江西、宣歙、淮南諸使府幕僚。一度內擢監察禦史，旋即移疾，分司東都，後又供職宣歙使府，如他在《上刑部崔尚書狀》中所說：“十年為幕府吏，每促束於簿書宴遊間。”爾後在京短暫任職又外放為黃州、池州、睦州刺史，即“三守僻左，七換星霜，拘攣莫伸，抑鬱誰訴”(《上吏部高尚書狀》)。宣宗大中初李德裕失勢，杜牧官位稍升，曾為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郎，出為湖州刺史，又內擢考功郎中、知製誥，轉中書舍人，然不久即去世。杜牧與李商隱一樣，也是牛李黨爭的無辜受害者。杜牧與牛僧孺個人感情很好，但他與牛黨並無多少牽涉；李德裕之父李吉甫曾作過杜佑的僚屬，杜家與李家是世交，但杜牧不善敷衍，未能取悅於李德裕，因而遭其猜忌，以致宦途不暢。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就是由於家道中落、一生官運也欠亨通等原因，使杜牧對社會現實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從而在他的詩文中得到了較為客觀、全麵的反映。
杜牧是一位傾心杜甫(見《讀韓杜集》)、也繼承了杜甫的現實主義傳統的詩人，他的作品也深刻地表現了晚唐時代的主要社會矛盾。他二十三歲所寫的《阿房宮賦》，假借秦朝，諷喻當世唐敬宗之大治宮室、沉溺聲色：“寶曆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宮賦。”(《上知己文章啟》)他的《華清宮三十韻》、《過華清宮絕句》等詩對本朝唐玄宗的荒淫誤國作了大膽的揭露。長達106句、530字的《感懷詩》，對安史之亂以來藩鎮跋扈、民不聊生的頹勢作了充分的展示，對憲宗剪除藩鎮勢力的功績熱情頌揚，對穆宗以後藩禍的複熾予以痛心疾首的抨擊。在《竇列女傳》中，對以智勇除藩鎮之凶李希烈而殞命的女中豪傑加以高度稱頌；在《題永崇西平王宅太尉院六韻》中，對削平藩鎮割據的英雄李作了深情的詠讚。武宗會昌二年(842)，回鶻兵突入大同川驅掠人口牛馬，給百姓造成極大災難，杜牧聞訊後以《早雁》為題，用隱喻手法表現了對生民遭際的關懷；又在《雪中書懷》中傾吐了對此事的掛念。《河湟》一詩寫出詩人對收複被吐蕃侵占的河西、隴右之地的殷切期望；而《今皇帝陛下一詔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諸郡次第降，臣獲聖功，輒獻歌詠》則對河湟的收複表示了極大的歡欣。大和開成年間(835—840)，黨項侵擾邊境，詩人在《聞慶州趙縱使君與黨項戰中箭身死長句》中謳歌了這位為國捐軀的英雄，同時對毫無心肝猶自歌舞淫樂的“朱門”權貴予以憤怒的斥責……總之詩人對國家的安危、民眾的疾苦、社會的治亂有強烈的責任感，他敢於揭露最高統治者的奢侈淫靡，敢於直陳切指時弊時危，這與他傳承其祖父杜佑作《通典》以求經邦致用的家風，和自身關注“治亂興亡之跡，財賦兵甲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上李中丞書》)的人生宗旨是分不開的。
這裏我們不能不提到杜牧的軍事才能和造詣。早在入仕前，他就利用家中藏書，潛心鑽研經史，並特別注重軍事研究。他憤於河北三鎮之桀驁，而朝廷專事姑息，乃作《罪言》，詳細陳述了削平河北三鎮的上、中、下三策。此外尚有《原十六衛》、《戰論》、《守論》等軍事論文。武宗會昌年間，朝廷討伐澤潞藩鎮劉稹，杜牧給主持這次討伐的李德裕寫了《上李司徒相公用兵書》，詳盡陳述了作戰方略，李采納了他的意見，結果“澤潞平，略如牧策”(《新唐書·杜牧傳》)。此外還說他“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至”(同上)。這是對他實際的政治軍事才能的肯定。上述有關詩文即是他這一才能和抱負的心靈印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