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升古鎮悠久的曆史淵源，深厚的文化傳承與積澱，被賦予多層麵的文化內涵。在王家大院視履堡、恒貞堡及王氏宗祠三大建築群以及周邊的多處古跡資料遺存中，書畫藝術當為大宗。資壽寺壁畫、旌介商墓青銅器銘文、曆代碑碣石刻乃至古今書畫名人，共同組成了古鎮一道古老又現代的亮麗的書畫藝術長卷。
資壽寺的壁畫
資壽寺位於靈石縣城東八裏處的蘇溪村，俗稱“蘇溪寺”。根據寺內現存碑文的記載，寺院始建於唐代，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曆史。該寺主殿和藥師殿的壁畫，為我國現存明代壁畫之精品。這些壁畫，風格上既明顯帶有外來影響，又有濃鬱的本土風格，有的濃墨重彩，有的清淡嫻熟，構圖豪放，行筆流暢，凹凸感很強，給人以飄逸靈動、欲飛又止之感。壁畫分別記述了有關佛主釋迦牟尼的傳說故事和儒釋道三方神聖同台“獻藝”等內容，體現著一種多元交融、博采兼收的和睦情懷。
寺內現存壁畫多為元明作品，特別是元代時期的壁畫，由於受到當時特定的曆史大環境的影響，壁畫具有了自己獨特的風格。資壽寺壁畫既明顯地帶有唐代受到外來影響的痕跡，又具有強烈的中原本土風格。壁畫的精細之處使用立粉貼金的裝飾手法，不僅使畫麵形成了很強的質感，而且顯得十分華麗，凹凸起伏的立體效果體現出壁畫所表現的莊嚴與華美的場景。
資壽寺中壁畫以大雄寶殿的壁畫保存最為完好。大雄寶殿東西兩壁共畫有60個人物。西壁壁畫描繪了唐太宗攜太後共同禮佛的場麵。畫麵中佛祖高坐在整個牆壁的中央，占據了畫麵的絕大部分。左下方是前來禮佛的各種人物，包括皇帝、皇後和護法神關公，在中國壁畫中，能將民間崇拜的關羽融入佛教之中的畫麵十分少見。壁畫以工筆重彩為主要繪畫技法，大麵積使用綠色作為底色，用赭石勾線，畫麵顯得富麗華貴，嚴謹莊重。線條既精確又流暢，變化隨意，表現力極強，衣襟處似有微風拂動。畫麵人物體態豐腴，表情端莊，具有很典型的元代壁畫的特征。然而，殿內東壁壁畫線條細而剛勁，用筆嫻熟，行筆奔放自如，神韻蘊含其中，大有一氣嗬成之感，豪放而無輕率之嫌。在著色上，將平塗和暈染相結合，雖然使用的是對比強烈的色彩，但是設色十分清淡，更加給人一種清新的感覺，同時也更突出其流暢的線條；該殿東西山牆的壁畫風格各異，可以明顯地看出是出於兩個畫工之手。
殿內東壁壁畫帶有很強的少數民族風格特點，其中所繪的具體內容，眾說不一，常見說法為藥佛（中），日光菩薩（北），月光菩薩（南）。這些菩薩的衣著打扮與西壁的菩薩有很大的不同，帶有較強的女真族服飾特點。大雄寶殿東壁壁畫菩薩的服飾，與《大金集禮·輿服誌》中記載的女真族服飾有諸多相似。例如菩薩所著的雲肩，就與西壁的雲肩有所不同，東壁菩薩的雲肩上加有飄帶，使雲肩更加飄逸，體現靈動之美，這與金人張禹的《文姬歸漢圖》中所繪製的雲肩十分相似。
除雲肩外，東壁菩薩的發式也帶有女真族特點。《大金國誌》載“金俗好衣白，櫟發（亦作辮發）垂肩，與契丹異。垂金環，留顱發係以色絲，富人用金珠飾。婦人辮發盤髻，亦無冠。就是將頭發梳成辮子，然後盤於頭頂”。東壁菩薩的發式與這種女真族婦女所梳的錐髻也十分相似。除此之外，東壁菩薩兩耳邊各垂下的一辮，也與河南焦作老萬莊金墓出土的壁畫形式相同。資壽寺是由村民出資修建的，後雖幾經修複亦由村民出資，因此，寺內的壁畫也非出自宮廷畫師之手，而是由民間工匠完成的，所以，寺內壁畫是對當時民風、民俗的反應，是當時人們生活的寫照。它對於金文化的研究意義重大，它不僅為女真族服裝服飾的研究提供了參考，同時也對研究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藝術提供了依據。
曆代書畫名家、名品賞介
人類文明的印記——《旌介商墓青銅器銘文》
1984至1985年間，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對位於靜升鎮旌介村的三座商代墓葬進行了係統的考古發掘。出土青銅器鼎、簋、罍、尊等十八種類型共127件。其製作之精湛，品類之眾多，數量之大，造型之豐富多彩，無不令人歎為觀止。特別是其間48處出現的象形裝飾文字，更是引起了專家學者的極大關注。這便是我們民族最早鑄銘於金屬器物上的文字——金文。
旌介商墓青銅器銘的象形文字可以分為三個類型。第一類即出現次數最多的“丙”形族徽性文字。文字形狀如側視僅見兩足的“鬲”形。上橫有長有短，有正有側，基本變化不大。而左右兩側的妝飾性點畫卻極盡變化。形狀或如兩耳，或似從器物中溢出而跳躍的水滴，極富動感。
第二類是獨體字。如“邑”“戈”等。“邑”是一個會意字，上部是一個代表圍牆的圓框，下部是朝左跪看的一個人形，代表人的聚居之地，即“市鎮”的意思。
第三類是組合字。“卷父己”，為1號墓銅尊之圈足銘文。右上像人雙手執杵，下有一人向左而跪，釋為“卷”。左上為“父”字，皆左傾。左下“己”字則端正平穩，墩實而置。此尊當是某部落或人物為紀念“父己”的功德而鑄，整體字符一律向左傾斜、差參穿插排列，皆向“己”字。而因“己”取橫勢，便使整體圖案平穩了許多。應特別注意的是：三個字形符號，筆直圓厚且多變化，有矯然飛動之姿，與其他直線形成強烈對比。兩個杵形符號有起有收，追求筆趣變化，且結字大小隨心率意成文，雖穿插錯落卻無散亂之感，已初現出後世書法、篆刻之藝術端倪。
旌介商墓青銅銘的意義在於早在商代，靜升一代的聚族就與商王朝有著較為密切的關係。這個方國在當時已經掌握了較高的鑄造工藝技術，它的文化是與中原的“商”等國一脈相承的。在中原與北方遊牧民族的交流發展中有著獨特的作用。尤其是其銘文的遺存證明了靜升地區是代表人類進入文明的標誌——“文字”產生的中心地域之一。足可證明靜升一帶至少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經具有高度的文明存在。
曾經的“輝煌”——《大唐汾州抱腹寺碑》、《金代張壁墓誌》的書法
“隋開皇十年，文帝北巡晉陽，傍汾開道，獲一石，有文曰‘大道永吉’，因以為瑞。遂於其地置縣治，割平昌（今介休地）西南地以益之。”唐、宋間，靜升地區的書法遺存典範，應屬《大唐汾州抱腹寺碑》及《金代張壁墓誌》二作。
《大唐汾州抱腹寺碑》唐開元二十年（732年）立石。碑高220cm、寬100cm、厚35cm，碑文為隸書，共22行，滿行50字，共960字。額高60cm，額篆“大唐汾州抱腹寺碑”。
碑文所載記後魏年間高僧迪公於介山抱腹崖中建寺之史實，並述四時之景。為孝義縣令楊仲昌撰文，霍邑縣令張伯曜手書。
賞張伯曜所書隸體碑文及篆額，確應是當時當地書法高手。此書《曹金碑》的遺意頗濃。筆法方圓兼施，以圓為主，技法嫻熟。圓筆多渾勁有勢，如錐畫沙；方筆則寫的堅勁爽利，如屈鐵折釵。字體結構端莊平正、內斂外拓，字形長扁不一，體勢多取橫勢。不少字橫畫修長，波磔飄逸。一字之內點畫的搭配揖讓，筆道的粗細，間架的疏密，都安置的妥貼舒暢。具有較高的書法水平，代表了大唐盛世當年靜升地區文化的興盛繁榮。
《金·張壁村張氏墓誌》金大定四年（1164年）刻石，碑高33cm、寬35cm、厚50cm。行書，共12行，滿行20字，無書者姓名。
此銘形取扁平，字取傾側，勢呈橫逸。點畫間，橫折及撇之起筆極似蘇東坡，而其橫畫及撇捺之開張又如黃魯直。細審此書用筆，厚重勁健，中鋒直落，筆筆欲動。集顏魯公之端莊凝重，李北海的翔翥飛騰，楊凝式的虛和逸韻為一體，氣魄雄渾，筆勢俊逸。
這兩件書法遺存，按現今行政區域皆屬介休市，然唐、宋時確在靈石縣靜升界，況靈石本是“割平昌西南以益之”，更有史料證明，一度時期此兩處皆屬靈石，故錄於此。兩件書法遺存表明在唐、宋時期，靈石靜升地區作為帝國之中心地帶，其文化的輝煌，經濟的繁榮，在曆史上應屬空前。
寫意的野逸——元代《重建潔惠侯廟記》的書法
現存於靜升周邊的元代書跡石刻尚有多處，最具代表性者當屬至正年間刊立於介廟的《重修潔惠侯廟記》。
《重建潔惠侯廟記》碑高146cm、寬85cm、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立石，普通青石質。碑存縣之東鄉介廟。書丹者介山南存裏學師王紹卿。
碑文字徑2cm。頗有北碑寫意之風。用筆方圓兼備，以圓為主，中鋒行運，故顯氣勢挺拔、骨固筋強。細處亦可見楷行使轉之法。結體則剛柔相濟，寬正博大，穿插有度。或許正是因為對唐、宋法度森嚴的規整楷書的傳承不夠和技法上的生疏乃至漸離的自然甚至是乏法的書寫，才呈現出這種不規整的結體、自由飄逸的線條，從無意間展現出一種別樣的風姿美韻。
溫潤閑雅出山林——閻繩祖《靜升三官廟植樹碑》欣賞
進入乾隆時，滿清已定鼎中原近一百年，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僅雍正、乾隆兩朝靜升即出現十數位進士、舉人；於書法一道先後就湧現出蒜峪陳思賢父子、靜升王夢鵬父子等享譽省內的大家。域中多有以書法名世且水平不俗者，閻繩祖即其中頗俱代表者。
閻繩祖生卒未詳，靈石靜升村人，生活於乾隆年間，官平定州訓導。現存其書丹《靜升村三官廟植樹碑》一通。
《靜升村三官廟植樹碑》碑高142cm，寬75cm，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立石，閻繩祖書丹，體為行楷書。
此書浸潤了大王《聖教序》的韻致，並承襲趙文敏的柔美清新，以柔美圓潤的筆墨寫來，溢潤閑雅。很細膩的提按，很細致的表現，短長合度。一點一畫，一波一磔皆認真對待，慎終如始，毫無草率隨便之筆。
整篇安排則疏潤淡雅，橫有行豎有列，嚴格恪守字格，少有率真隨意之筆墨。《植樹碑》是朝著規範、美方向發展的。它的形式代表著這一時期靜升地區已走出了自唐以來近千年的文化荒蕪，人們的文明水平已不再是元、明間那種初成規矩的草莽要求，那種雍容大方、豐美遒麗的美學思想已被社會普遍地接受、認同，並著意追求。
山花爛漫盡顯姿——清代碑石遺存書法
有清一代靈石靜升地區社會相對安定，生產發展文化漸興，書法水平亦不斷提升，從劫後餘存的數百塊碑刻中即可窺得其廬山麵目。
《旌介村修道碑記》清嘉慶十三年（1808年）立石。書丹者申國佐，靈石靜升鎮旌介村人。
此記筆墨中規守矩，全呈“館閣”麵目。筆法簡練，線條婉轉輕盈，似美人陣列，輕歌曼舞。結字有唐禇遂良諸賢遺法，寬宏曠達，秀雅入骨。能收能放，氣勢開張。
《三清廟重修碑記》嘉慶十四年（1809年）立石，邑庠增生張律撰文，文童燕來春書丹，生卒生平未考。
書者非顯赫高官或知名文人，隻是普通一位“文童”。其作多從趙文敏而布局和諧嚴謹，用筆爽朗清雅。字字安置妥貼，筆筆緩行輕施，步履輕盈，似閑庭信步，悠然自在。整體給人以典雅勻秀之感。一位普遍文人，能達如此水平，足證當時靜升地區書法的普及程度。從一個側麵證明了文化及書法的繁榮發展。
《藥王神前承戲碑》近年出於靜升村三官廟重修工地，已殘為數塊。書者曹爾炌，字耀天，靜升人，約生活於清乾嘉年間。此碑書法莊麗秀勁，效法唐人。氣秀色潤，意和筆調，合含剛特，謹守法度，柔中見勁，有顏、柳之風骨。用筆精熟圓潤，巧拙互見。體勢開闊，俊逸灑脫，又顯褚、虞之潤姿，允稱佳作。
《介林禁牧碑》已殘。道光二十年（1840年）立石。撰文、書丹者均不可確考。度為馬和裏間文人筆墨。此作楷中見行，有宋、元人風貌。通篇氣息靈動，筆意灑脫，婉轉輕柔，使轉自如，玉潤金生，淳淡婉美。其用筆清勁，結體端莊秀麗，取勢長方，特別是頓挫提折處更見情趣。這些特點奠定了通篇氣韻和暢的基調，頗有跳動感，體現了師法宋人書法外拓的尚意風格。
《介林禁火碑序》石已殘損。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立石。撰、書者王長綬，光緒二十年（1840年）恩科舉人，生平不詳。此碑瘦挺刮利，用筆入紙不深，點畫間頓扭較少，線條勁挺有力。結字中宮緊收，重心偏上，筆畫則從字中輻散。疏密有致，整體充溢正氣，毫無媚態。
《介廟鬆濤碑》清鹹豐十年（1860年）立石，石存介廟。所述為修葺廟設之事。邑人閻光炳書丹，此書端莊嚴整，點畫精到，運筆雄強，格力天縱，健挺勁利。結字圓滿舒展，莊嚴豐潤，平穩端正。整體感覺寬博端莊，雄深秀穎。一派富貴之氣。
《集廣何氏家祠重整碑記》光緒十三年（1887年）立石，今存集廣村何氏宗祠壁間。不刊書者，或應為族中文人手筆。此作法度嚴謹，用筆點畫圓腴，字形峭拔秀麗，結字空靈飛動而不鬆散。結體妍媚舒展，筆法勁健圓暢，略存晉人遺韻。
此間七件石刻書作，皆為當時靜升及周邊普通文人所書。多為史所不載，亦非有書名者，然其下筆之精道，書寫之嫻熟，水準之非凡，終非當下之自稱善書者可以企及。時代文化使然也。
餘波興浪亦從容——民國期間的三通刻石
1911年辛亥革命，改製共和。隨著軍閥割據，戰火更起，社會又進入了一個動蕩不安的時代。地處三晉腹地山區的靈石靜升也隨即風雨飄遙，寧日不再，文脈漸衰。從這一時期的石刻書法遺存看來，不過偶興餘波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