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肇始,蔡元培出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後又繼任北京政府教育總長,前後曆時僅半年。但在這近代中國曆史發展的轉折時期,他在主管全國教育的重任上,在改革前清的封建教育製度,製定新教育方針,建立新教育秩序等方麵,都作出了重要貢獻。這對於確立我國近代意義上的教育製度,具有開創性和奠基性的意義。
一、改革封建舊教育 製定新教育方針
蔡元培出長教育部後,即於1912年2月發表了《對於新教育之意見》一文,全麵闡述他對新教育的主張。這是體現他這個時期的教育思想的一篇代表作。
蔡元培在這篇文章中,激烈地抨擊了在中國沿襲幾千年、以忠君尊孔為核心的封建教育製度,並且在吸收歐美和日本近代教育經驗的基礎上,提出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和美感教育五項為今後之教育方針。他把這“五育”有機地結合起來,目的是為共和政治培養人才,為中國近代化培養合格的人才。他是這樣闡釋這項新教育方針的,軍國民教育(軍事、體育)、實利主義教育(智育,特別要有利實業發展),即是“強兵富國之主義也。”他認為,“夫軍國教育者,與社會主義舜馳,在他國已有道消之兆。然在我國則強鄰交逼,亟圖自衛,而曆年喪失之國權,非憑借武力,勢難恢複。且軍人革命以後,難保無軍人執政之一時期,非行舉國皆兵之製,將使軍人社會永為全國中特別之階級,而無以平均其勢力。則如所謂軍國民教育者,誠今日不能不采者也”。可見其目的是為了強兵自衛,抵禦外侮,防止軍人專權。而實利主義教育是因為“我國地寶不發,實業界之組織尚幼稚,人民失業者至多,而國甚貧。實利主義之教育,固亦當務之急者也”。目的是為了發展實業以富國而解貧困。兩者都是為了富國強兵。但他又指出,兵強可以變成私鬥,溢為侵略,國富不免智欺愚,強淩弱,而演成貧富懸絕、資本家與勞動者血戰之慘劇。為了避免這種結局,他主張“教之以公民道德”。他提倡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自由、平等、博愛三項為公民道德的要旨,定為“一切道德的根原”。他認為這三項同中國的古訓並行不悖,他說:“自由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蓋謂之義。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古者蓋謂之恕。博愛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也;古者蓋謂之仁。”這種把這二者有各自特定含義的政治、倫理概念加以類比,賦予它們可以互通的共性的解釋,雖然是不確切的,但借助這種解釋確實有助於他所主張的道德教育的普及和推廣。蔡元培認為,實行軍國民、實利主義教育以補自己存力之不足,“道德教育則所以使之互相衛互相存,皆所以泯營求,而忘人我者也”。
在這裏,蔡元培否定了前清教育宗旨中的“忠君”和“尊孔”這兩個最核心的信條,指出“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教自由相違”。他明確主張以世界觀教育和美感教育來代替,這就從根本上打破了兩千年來中國傳統的封建教育不可逾越的信條。關於世界觀教育,他認為:“循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學一宗門之教義梏其心,而惟時時懸一無方體無始終之世界觀以為鵠。如是之教育,吾無以名之,名之曰世界觀教育。”後來他在《我在教育界的經驗》一文中又對此作了闡述:“至提出世界觀教育,就是哲學的課程,意兼采周秦諸子、印度哲學和歐洲哲學,以打破兩千年來墨守孔學的舊習。”由此可見,他提出世界觀教育,是取思想自由的原則,用近代西方資產階級哲學思想,去取代封建專製思想。
那麼,如何來達到世界觀教育的目的呢?蔡元培認為應當通過美感教育來實現。蔡元培是近代中國最早把美學理論引入教育的教育家,是美感教育重要的倡導者。蔡元培的教育觀點,是沿襲德國康德的二元論哲學,認為世界有現象和實體兩個方麵。現象世界是政治從事的對象,“以現象世界幸福為鵠的”,但現世幸福隻是短暫的、淺顯的;教育家“則立於現象世界,而有事於實體世界者也。故以實體世界之觀念為其究竟之目的,而以現象世界之幸福為其達於實體觀念之作用”。這就是說,教育家應以追求更高的理想境界為目的。因此,他認為教育也有相應的兩大類別,一是滿足政治上的要求,一是超軼乎政治的。他說:“專製時代(兼立憲而含專製性質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針以標準教育,常為純粹之隸屬政治者。共和時代,教育得立於人民之地位以定標準,乃得有超軼政治之教育。”他把實施軍國民、實利主義和公民道德的教育歸於隸屬政治的教育,把世界觀教育和美感教育歸於超軼政治的教育;而“美感者,合美麗與尊嚴而言之”,則是由現象世界進到實體世界的“津梁”,從而達到世界觀教育的目的。把世界看作是二元的,這是唯心主義的觀點,但蔡元培在這裏把它用作教育與政治的區分,有助於防止教育依附於專製政治,有助於推行以思想自由為核心的世界觀教育,是有積極意義的。
蔡元培把美感教育看作是實現世界觀教育的重要途徑,是因為他認為世界觀教育具有獨特的作用。在他看來,美育可以陶冶人的感情,使人生日趨高尚;美育可摒私心忘小我,使人際日趨平等和諧,保持一種永久平和的心境;美育可以使人生美化,使人的性靈寄托於美,而忘卻憂患;美育可以豐富科學知識,充實人生意義,使人在從事科學時增添一種勇敢活潑精神;美育可以超脫利害,發展個性,使人提起創造精神。對於美育在整個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正如他後來所概括強調的:“提出美育,因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見;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顧忌,在教育上應特別注意。”蔡元培把他提出的“五育”並舉的教育方針,看作是互相聯係、彼此倚重的一個整體,是培育健全的共和人格所不可缺少的。他說:“譬之人身:軍國民主義者,筋骨也,用以自衛;實利主義者,胃腸也,用以營養;公民道德者,呼吸機循環機也,周貫全體;美育者,神經係也,所以傳導;世界觀者,心理作用也,附麗於神經係,而無跡象之可求。此即五者不可偏廢之理也。”
1912年7月,全國臨時教育會議在北京召開。蔡元培在開會詞中,首先指出這次會議的重要性,他說:“今日之臨時教育會議,即中華民國成立以後第一次之中央教育會議,此次會議,關係甚為重大。因有此次會議,而將來之正式中央教育會議,即以此次會議為托始。且中國政體既然更新,即社會上一般思想亦隨之改革。此次教育會議,即是全國教育改革的起點。”接著,他闡述了對新教育的意見,指出:“君主時代之教育方針,不從受教育者本體上著想,用一個人主義或用一部分人主義,利用一種方法,驅使受教育者遷就他之主義。民國教育方針,應從受教育者本體著想,有如何能力,方能盡如何責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他反對過去在君主專製下,使教育遷就於君主或政府之主義,認為共和教育“須立於國民之地位,而體驗其在世界在社會有何等責任,應受何種教育。”“由是教育家之任務,即在為受教育者養成此種能力,使能盡完全責任。”他在致詞中,又一次闡述了他提出的軍國民主義、實利主義、公民道德、世界觀和美育五項教育方針,他說:“五育以公民道德為中堅,蓋世界觀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軍國民教育及實利主義,則必以道德為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