貢茶起源於西周，迄今已有三千多年曆史了，晉《華陽國誌之巴誌》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巴蜀作戰有功，冊封為諸侯，作為封候國向周王朝納貢的有“土植五穀……茶……”，但這僅僅是貢茶的萌芽而已，既未形成製度，更未曆代相沿襲。
唐代是我國茶葉發展的重要曆史時期。中唐時期，社會安定，民富國強，儒釋道三教鼎立，從外在修養（指修身處世的行為規範、律儀要求）轉向內在修養（指對道德意識和思想目的的實質追求）己成為他們共識。茶性高潔情雅，是他們內在修養最理想的飲料，因而三教都愛、頌茶，“田閭之問，嗜好猶切”。
安祿山反唐，硝煙彌漫，餓夫遍野，百姓背井離鄉，田園荒蕪，生產下降：有識之士，把全國經濟重心由北方移到南方。繼六朝之後，繼續從廣度和深度開發江南土地，“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土”，“給衣食，供賦役，悉恃祁之茗”。茶葉種植業迅速發展，家庭手工製茶作坊相繼出現、茶葉商品化成為農產物中唯一典型，初步形成了區域化、專業化，為貢茶製度的形成奠定了物質基礎。上貢製度的理論依據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指農產品），誰非君臣”。同時在上古時代，農業是國家興哀決定性生產部門，但科學技術不發達，生產力低下，隻有依靠投入更多的勞力去從事生產，而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也需要勞力，彼此互相爭套。封建統治階級為了使勞力向農業傾斜，製定了重衣抑商政策，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派生出貢茶、榷茶製度，成為抑商政策的重要支柱。貢茶從李唐王朝開始形成製度，曆代相傳，延續幾百年之久。唐代貢茶製度有兩種形式：
朝廷選擇茶葉品質優異的州定額納貢。有常州陽羨茶，湖州顧渚紫筍茶；睦州鳩坑茶；舒州天柱茶；宣州雅山茶；饒州浮梁茶；溪州靈溪茶；嶽州邕州含膏；峽州碧澗茶；荊州團黃茶；雅州蒙頂茶；福州方山露芽等20多州的名優茶。雅州蒙頂茶號稱第一，名曰“仙茶”。常州陽羨茶，湖州紫筍茶同列第二。荊州團黃茶名列第三。
選擇茶樹生態環境得天獨厚自然品質優異，產量集中：交通便捷的重點產品，由朝廷直接設立貢茶院（即貢焙製），專業製作貢茶。
湖州長興顧渚山，與常山宜興唐貢山接壤，東臨太湖，西北依山，峰巒疊翠，雲霧彌漫，土層深厚，土壤肥沃，茶樹生態環境優越，水陸運輸方便，所產“顧渚撲人鼻孔，齒頰都異，久而不忘”。廣德年間與常州陽羨茶同列貢品。大曆五年（770）在此建構規模宏大、組織嚴密，管理精細，製作精良的貢茶院，它是我國曆史上第一座國營茶葉加工廠。
貢茶院由“刺史主之，觀察使總之”，是中央官工業的一個組成部份，除中央指派官吏負責管理外，當地州長官也有義不容辭的督造之責。這種官工業體製，對鞏固封建經濟結構，維護封建製度是極其有利的。
造茶要有一定的技能，貢茶院的勞力來源既不是官奴隸，也不是番戶，而是由政府控製的一部份茶葉專業戶，臨時以“和雇匠”方式人院造茶的。“雇者，日為絹三尺”，依日納資作為他們報酬。並有禁令防止官吏克扣他們的工資，反映了唐人生產關係的某些變化，有積極的一麵。但他們對政府有依附關係，甚至沒有人身自由，社會地位低下，是受壓迫和受剝削者。
唐王朝不惜揮霍人民血汗，貢茶院“有房屋三十餘間，役工三萬人”，“工匠千餘人”。每年春光明媚季節，張燈結彩，熱鬧非凡。常州、湖州刺史率領百官先祭“碧泉湧出，燦若金星”的金沙泉（今尚存，已修茸一新，然後開山造茶。朝廷規定第一批貢茶要趕上清明祭祖大典，因此“陰嶺芽未吐，使者碟已頻”工人們“捫葛上欹壁，蓬頭入荒榛”，“選納無晝夜，搗聲昏繼晨”，艱辛疲困不堪，而官員則“有酒亦有歌”，縱情歡樂。
袁高、杜牧曾出任湖州刺史，親自督造貢茶，對茶葉采製有切膚之痛，鬥膽題呈《茶山詩》給德宗皇帝，既揭露了封建統治者罪惡行徑，又減少了貢茶歲額。杜牧《題宜興茶山》詩雲：“山實東南秀，茶為瑞草魁……溪盡停蠻棹，旗張卓翠苔……拂天聞笑話，特地見樓台。”把當時宜興貢茶區的秀麗風光，繁榮景象描述得十分精到，給我們留下了一段詩寫的曆史。張文規“牡丹花笑主鈿動，傳奏吳興紫筍來”，突出表述了貢茶在朝廷的顯赫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