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思想是黨的指導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是關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它不僅具有長期的指導意義，而且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繼續發展的一個重要源頭。毛澤東確立的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理論聯係實際的思想原則，已成為黨的思想路線。毛澤東著作中包含的許多基本原理、原則和科學方法，是有普遍意義的，現在和今後對我們都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因而，認真研究毛澤東思想和當代中國的關係，仍然是一個重要的任務。
一
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著力倡導和確立的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理論聯係實際的思想原則，培育了保證黨取得勝利的良好學風。應該說在這方麵的思想價值是具有更普遍、更重要，因而也更久遠的指導意義，是值得我們認真繼承和發揚的。
由於馬克思主義產生的曆史條件和中國國情的極大特殊性，使中國革命麵臨著需要依靠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獨立解決的各種複雜問題。同時，又由於中國是一個小生產者占多數的國度，與這種生產方式相聯係的主觀性、片麵性和絕對化的思想方法，也不能不影響黨的隊伍，長期以來，黨內存在的教條主義的思想束縛，就是這種思想方法影響的突出表現。這不能不極大地增加了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難度。黨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過程中所經曆的艱難曲折和為此付出的沉重代價，在很大程度上是同這種主觀主義的思想根源相聯係的。毛澤東緊緊抓住黨內思想方法上兩條路線的對立，倡導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從實際出發而不是以教條主義來對待馬克思主義原理。這對於確立黨的正確的思想原則，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建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毛澤東確立並積極倡導的這條思想路線，有著豐富的內容和鮮明的特點，這主要表現在：
首先，把思想方法的問題提到了思想路線的高度，也就是說，把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一條思想路線提了出來。我們黨是按照列寧的建黨原則建立起來的，沒有受到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影響，加上當時中國革命危機日益成熟，黨成立後即投身於實際的革命鬥爭。因此，同歐洲一些國家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情形有所不同，在中國黨內不存在要不要革命和是否承認唯物主義認識論的思想鬥爭。在這種情況下，同黨內小資產階級出身占多數的特點相聯係，使得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如何革命的問題凸顯出來。黨內一些同誌雖然口頭上、理論上也承認唯物論，但在實際工作中卻是違背唯物論的。他們不是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而是從本本出發，把馬克思主義當做萬古不變的教條。這種實際工作中的唯心主義，曾給中國革命帶來災難性的嚴重後果。毛澤東緊緊抓住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學風同理論聯係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的馬克思主義學風的根本對立和鬥爭，積極在黨內倡導一條正確的思想路線。
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是領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走向勝利的科學”。但是，“直到現在，還有不少的人，把馬克思主義書本上的某些個別字句看成現成的靈丹妙藥，似乎隻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費力氣地包醫百病”。他稱“這是一種幼稚者的蒙昧”，“對於這種人，應該老實地對他說，你的教條一點什麼用處也沒有”。毛澤東指出，“中國共產黨人隻有在他們善於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善於應用列寧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的學說，進一步地從中國的曆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麵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才叫做理論和實際相聯係”。這就從確立指導中國革命最基本的思想原則的高度上，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必須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由上可見，要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的一個中心問題，就是要反對教條主義。黨的七大在確定毛澤東思想為黨的一切工作指針時，明確提出要“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其中主要是反對教條主義。教條主義，是對理論、對典籍的一種完全錯誤的態度。七大提出要反對任何教條主義，對我們今天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在新的曆史時期，隨著真理標準的討論和改革開放的全麵展開，對馬克思主義采取教條主義的影響已日益縮小，而由於種種主客觀的原因，使得那種對西方的迷信，對西方思想理論的教條主義的影響正呈上升態勢。應當看到，在蘇東社會主義解體後國際上出現的西強東弱、北強南弱的總體態勢使得社會主義“失敗論”、馬克思主義“過時論”、共產主義“渺茫論”有了很大的市場。社會主義運動低潮的出現，使那些曆史的短視者覺得需要另找出路，轉而追求西方的經濟模式和政治模式。其實，在社會主義運動低潮的形勢下，這是一種並不奇怪的曆史現象。但是，他們那種企圖用西方的思想理論和價值觀念消解我們的主流意識形態，用新自由主義來影響和誤導我們的改革，這對我們的事業有很大的腐蝕力和破壞力，是值得我們嚴重注意的。毫無疑義，反對西方思想理論的教條主義已成為我們今天思想戰線上的一項重要任務。
其次，指明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是包括要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為指導和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樣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麵，這構成了黨的思想路線的基本內容。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就指出：“我們反對主觀主義，是為著提高理論，不是降低馬克思主義。我們要使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要“宣傳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這表明，毛澤東是始終重視理論的，隻是反對那種空洞的理論，脫離實際的理論。他認為“空洞的理論是荒謬絕倫的理論”。這正如他在1930年《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就指出的：“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他這時就把這種理論聯係實際的學風，稱之為“從鬥爭中創造新局麵的思想路線”。由此可見，把理論與實際、堅持與發展、學習與創造有機地結合起來，是毛澤東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的一貫的態度。
在毛澤東看來，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是普遍真理，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是實現中國化的前提；如果離開了這個基點，聽謂的中國化就會走人歧途。同時他又認為，中國共產黨人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他尖銳地提出，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上述兩個方麵的統一，就是毛澤東所提倡的實事求是的學風，也就是他所說的“矢”和“的”關係。
毛澤東是在黨內主張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主要的倡導者和領導者，同時也是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的最熱忱的倡導者和領導者。毛澤東始終把馬克思主義看做是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論武器，他為了正確認識和掌握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的發展規律，畢生致力並倡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在193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的任務”，要求把學習理論同研究曆史、研究現狀結合起來，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他指出：這個任務，“對於我們，是一個亟待解決並須著重地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他特別強調：“在擔負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兩百個係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誌，就會大大提高我們黨的戰鬥力量，並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由此可見，他始終是把黨的理論建設看做是黨的建設的最重要的基礎工程，是加強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的根本保證。
要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內在要求。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社會革命論，是一個科學的完整的理論體係，隻有認真學習、真正弄懂它，才能發揮它作為指導思想的作用，也才能在實踐中發展它。毛澤東從我們黨的狀況出發，指出：“我們比較缺乏的是馬、恩、列、斯的理論，我們黨的理論水平低，雖然也翻譯了很多書，可是實際上沒有對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傳。所以現在應當在全中國全世界很好地宣傳馬、恩、列、斯關於唯物主義、關於黨和國家的學說，宣傳他們的政治經濟學等等。”他說：“我們請他們來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們做學生。對科學的東西不能調皮。”毛澤東不僅自己堅持不懈地學習馬列著作，而且積極推動全黨學習馬列理論，他先後為黨內學習理論開列過5本、12本和30本馬列著作的閱讀書目。他認為，“要學馬克思主義，才有方法，才有共同語言”。這就是說，隻有很好地掌握馬克思主義，才能提高全黨的工作水平和思想政治水平，才能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20世紀40年代毛澤東倡導12本幹部必讀書時曾說：“對宣傳馬克思主義，提高我們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應當有共同的認識，而我們許多高級幹部在這個問題上至今還沒有共同的認識。如果在今後三年之內，有三萬人讀完這十二本書，有三千人讀通這十二本書，那就很好。”可謂語意懇切感人，殷切期望躍然紙上。毛澤東深知，如果不讀馬、列，不倡導讀馬、列，那對黨來說是十分危險的。1970年8-9月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會上出現林彪、陳伯達“稱天才”的語錄鬧劇，欺騙了不少同誌。毛澤東曾對此痛心地指出：“現在不讀馬、列的書了”，“沒有讀過，就上這些黑秀才的當”。“我黨多年來不讀馬、列，不突出馬、列，竟讓一些騙子騙了多年。”他特別提出：“二百七十四個中央委員，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級在職幹部都應當程度不同地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永遠記取這樣的曆史教訓，切實加強理論學習，對我們來說是十分重要的。
再次，把調查研究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的中間環節和橋梁提了出來。實事求是即理論聯係實際的原則，也就是要從中國社會實際和中國革命與建設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而調查研究則是達到實事求是的根本方法。毛澤東認為，“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鬥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裏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鬥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因此，我們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他指出：“現在我們很多同誌，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裏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於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他提出了“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這一振聾發聵的警示。毛澤東不僅把調查研究看做是黨必須遵循的工作路線和工作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方麵，而且把調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機會主義盲動主義錯誤的哲學高度來認識。他強調要“使同誌們知道離開實際的調查，就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他嚴肅指出：“許多的同誌都成天地閉著眼睛在那裏瞎說，這是共產黨員的恥辱，豈有共產黨員可以閉著眼睛瞎說一頓的嗎？”正因為這樣，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把調查研究作為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來加以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