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寫於1949年的《黨委會工作方法》一文，是他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所做的結論的一部分。這個文件是對黨的領導經驗和工作方法的深刻總結，是對黨委會工作方法的製度性建設，今天讀起來仍讓人感到十分親切。毛澤東在他的領導工作中，十分注意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問題。在他看來，領導工作不僅要決定方針政策，而且還要製定正確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確的方針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還是要發生問題的。這就從能否正確貫徹黨的方針政策的高度指明了工作方法的重要性。從毛澤東所闡述的黨委會工作方法中，我們能夠很好地體會到貫穿其中的黨內民主的原則和黨內民主的精神，深刻理解在工作方法上所體現的這種原則和精神，對於我們全麵貫徹黨的十七大提出的“積極推進黨內民主建設，著力增強黨的團結統一”的任務和要求，是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和指導意義的。
一 要建立民主的黨委會內部關係
要在工作方法上貫徹黨內民主原則和民主精神，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就是要建立民主的、正常的黨委會內部關係。毛澤東按照黨的民主集中製的原則，形象地把黨委書記比作“班長”，提出黨委書記要善於當“班長”。他說：“黨委要完成自己的領導任務，就必須依靠黨委這‘一班人’，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書記、副書記如果不注意向自己的‘一班人’做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不善於處理自己和委員之間的關係，不去研究怎樣把會議開好，就很難把這‘一班人’指揮好。如果這‘一班人’動作不整齊，就休想帶領千百萬人去作戰，去建設。”他特別強調，把黨委書記比作“班長”，這不過是一個比方，這同軍隊中班長和戰士之間的關係是不一樣的。這就是說，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係是少數服從多數，在討論問題時是平等的關係，在決定問題票決時都同樣隻有一票，絕不是一個人說了算。所以，毛澤東指出：“黨委製是保證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包辦的黨的重要製度。”一切重要問題（當然不是無關緊要的小問題或者已經會議討論解決隻等待執行的問題）均須交委員會討論，由到會委員充分發表意見，作出明確決定，然後分別執行。同時，又要充分發揮書記的“班長”作用，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二者不可偏廢。
各級黨委會作為研究情況和決策的領導機構，堅持集體領導原則是貫徹黨內民主的重要體現。毛澤東不僅從正確處理黨委會的“班長”同委員之間的關係上，堅持集體領導的原則，而且還提出在黨委會內部“要把問題擺到桌麵上來”、要“互通情報”等具體方法，以使得集體領導的原則得到保證。這就是要在黨委會中建立正常的同誌關係和工作關係。在工作中，意見分歧，看法不一致，甚至意氣用事，彼此隔閡，都是難以避免的。但是，共產黨人有著共同的奮鬥目標，一心為公，不謀私利，所以，不論是來自五湖四海，還是不同的山頭，都有著堅實的團結基礎。隻要把問題提到桌麵上來，克服背後議論的自由主義風氣，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在這裏，毛澤東強調“班長”和委員之間還要互相諒解，他說：“書記和委員，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區黨委之間的諒解、支援和友誼，比什麼都重要。”這就是要求共產黨人要有全局觀念，要以大局為重，正確處理個人與組織、局部與整體的關係，真正做到全黨、全國一盤棋。事實證明，隻有胸懷全局的人，才會真正懂得團結的重要性，才會在同誌間建立起互相尊重、彼此信任、相互支持的友好團結的工作關係。毛澤東認為，要建立這種正常的同誌關係和工作關係，就要在黨委各委員之間提倡互通情報、互相交流，“這對於取得共同的語言是很重要的”。毛澤東十分重視黨內要有共同語言，有了共同語言才會有團結的基礎。這不僅要通過委員之間的互相交流、互相通報來取得，而且要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來取得，有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黨內才會有共同語言。隻有這樣，黨內的民主原則和民主精神才能得到有效的貫徹。
毛澤東上述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實際上已涉及黨委會內部的民主生活和民主製度問題。這是健全黨委會的重要保證，對我們今天推進黨內民主建設有重要的啟示意義。陳雲在新的曆史時期總結黨的曆史經驗時指出：“關於民主製度、民主生活很不夠是‘文化大革命’得以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個問題實際上應該說，黨內民主集中製沒有了，集體領導沒有了，這是‘文化大革命’發生的一個根本原因。”這是毛澤東晚年離開他一再倡導的民主集中製原則所造成的悲劇。陳雲在總結黨內民主的曆史經驗中，實際上已經涉及實行黨內民主首先是黨的高層領導要有正常的政治生活，領導人要模範遵守黨的民主製度和黨內民主生活準則，否則，黨內民主以至人民民主都會得不到保證。應當肯定，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還存在諸多值得重視的問題，諸如在一些地方和單位不恰當地強化了“一把手”的作用，個人說了算的現象嚴重存在，黨委成員之間不溝通情況，不交流思想，“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意氣用事，互相推諉，各唱各的調，形不成合力；甚至拉幫結派，爭權奪利，置黨與人民的利益於不顧，等等。出現這種情況，不僅僅是工作和認識上的分歧，更重要的是一些人失掉了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熱衷於“爭名於朝，爭利於市”，心目中隻有個人的政績和升遷；失掉了學習理論的興趣，使黨內缺乏共同語言。這是值得我們高度重視的。我們要認真貫徹十七大提出的“推進黨內民主建設，增強黨的團結統一”的任務，首先就要健全各級黨委會的民主生活和民主製度，使之成為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堅強核心。
二 調查研究是黨委會的基本工作方法
毛澤東對黨委會工作方法的規定中，一再強調必須貫徹群眾路線和注重調查研究，力求做到民主決策、科學決策。他十分重視決策過程中對情況的了解和準確把握，要做到“胸中有數”。他在這裏所說的“數”，不僅是指對一般情況的掌握，而且強調要對客觀情況作定量的分析。他說：“對情況和問題一定要注意到它們的數量方麵，要有基本的數量的分析。任何質量都表現為一定的數量，沒有數量也就沒有質量。”他舉例說，在土地改革中，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這些數字就必須了解，才能據以定出正確的政策。對於何謂富農，何謂富裕中農，有多少剝削收入才算富農，否則就算富裕中農，這也必須找出一個數量的界限。他語重心長地說：“我們有許多同誌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數量方麵，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統計、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決定事物質量的數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無‘數’，結果就不能不犯錯誤。”這是對黨的領導經驗和領導方法的深刻總結，也是對他自身實踐經驗的深刻說明，對我們今天從事領導工作的同誌來說，是極其有益的經驗之談。
那麼，怎樣才能真正把握客觀情況、做到胸中有數呢？在毛澤東看來，這隻有向群眾學習，向實際學習，調查研究是認識客觀事物的唯一正確途徑。他在《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幹問題》一文中就指出：“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現在，他又提出領導幹部“要‘不恥下問’，要善於傾聽下麵幹部的意見”。這就是調查研究，就是“先做群眾的學生，再做群眾的先生”的工作方法。這正是毛澤東所堅持的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他說：“我自己認識農村，就是經過好幾年的工夫的。”“到井岡山之後，我作了尋烏調查，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的問題，提出解決富農問題的辦法，不僅要抽多補少，而且要抽肥補瘦，這樣才能使富農、中農、貧農、雇農都過活下去。”“貧農與雇農的問題，是在興國調查之後才弄清楚的，那時才使我知道貧農團在分配土地過程中的重要性。”為了保證土地革命正確而健康地開展，毛澤東做了大量調查研究的工作。他在《寧岡調查》和《永新調查》的基礎上，科學分析了邊界土地狀況：“大體說來，土地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裏，百分之四十以下在農民手裏。分別說來，贛邊以遂川為最集中，約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約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寧岡、蓮花兩縣土地雖說自耕農不少，然地主的土地仍占有比較的多數，約百分之六十與四十之比。湘邊兩縣相差不遠，約百分之七十在地主手中。”正是這樣基本的數量的分析，為製定正確的土地革命政策提供了現實的依據。毛澤東這種甘當小學生的態度和科學的調查研究方法，堪稱全黨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