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澤東經濟思想的若幹特點
毛澤東的經濟思想，同其政治、哲學、軍事理論等一樣，是十分豐富而獨具特色的。它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麵，是毛澤東留給我們的寶貴的思想遺產，值得我們研究和總結、繼承和發展。為了深入了解毛澤東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思想，首先需要把握它在形成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若幹特點。
其一，具有鮮明的實踐性。毛澤東經濟思想是以極其豐富的實踐為依托，是對實踐經驗的總結和升華。在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曆程中，實現了中國經濟製度兩次大的變革，即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製度轉變為新民主主義經濟製度，民主革命勝利之後又順利地轉變為社會主義經濟製度，並且開始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如此廣泛而深刻的經濟製度變革和大規模經濟建設，既為我們黨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又必然會形成有自己特色的經濟理論。由於中國革命是首先在局部地區勝利而後取得全國性勝利的，長期的民主革命戰爭以根據地建設為依托，從而形成了許多行之有效的經濟政策和經濟思想：如革命戰爭時期要重視經濟建設並使之服務於革命戰爭的思想；經濟決定財政、發展經濟增加財政收入的思想；軍民兼顧、公私兼顧的思想；利用和限製私人資本主義的思想；關於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及國營經濟領導地位的思想，等等。因此，我們在研究毛澤東社會主義時期的經濟思想時，要了解它的這一曆史淵源。
其二，全局性。毛澤東經濟思想的一個特點，就是著力研究和解決涉及全局性的經濟發展戰略問題。毛澤東善於從各個曆史時期的政治、經濟發展的總目標和總任務的高度上探討經濟的戰略問題。如在民主革命時期提出了完整的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形態的理論，為解決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對象和前途，為實現經濟製度的根本變革，提供了曆史的和理論的依據；在社會主義時期，他領導和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轉變的偉大創舉，提出了我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和戰略構想，等等。無疑，這種涉及全局性的經濟發展戰略思想，對實踐更具有重大而長遠的指導意義。
其三，探索性。這是由中國特殊的國情和黨所麵臨的新的曆史任務決定的。毛澤東正是在艱辛的探索中，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相結合，提出了一係列行之有效的經濟理論。如他率先對“蘇聯模式”提出質疑，指出其弊端，並提出以蘇聯為鑒戒、走出一條自己的建設道路的曆史性任務。他從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的實際出發，強調正確處理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係，提出了“在一定意義上，農業就是工業”的重要思想，從而開拓了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其重要意義不僅在於科學地規劃了中國工業化的道路，更重要的在於展示了探索和改革的正確方向，即要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不言而喻，這種探索性的特點，也包含了思想理論上存在的某種不成熟性，實踐上的失誤和曲折，我們要從探索的過程中，正確認識和評價毛澤東的經濟思想。
二 毛澤東經濟思想若幹問題研究
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思想是十分豐富的、多方麵的，現就其幾個重大問題作一探討。
1.關於工作重心轉移的問題
毛澤東對於革命的目的和將要建立的新國家的根本任務的認識，堅持了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他認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從侵略者、地主、買辦手下解放農民，建立近代工業社會。”在他看來，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和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當時革命戰爭是中心任務，經濟建設必須服從於它的需要；而當革命取得全國勝利之後，就要“以經濟建設為一切任務的中心”。毛澤東在1945年黨的七大報告中更是明確提出：“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鬥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鬥爭。”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任務，隨著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而提到全黨麵前。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宣布：大革命失敗後黨的工作重心逐步轉向農村，用農村包圍城市然後奪取城市這種工作方式的時期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他要求從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複和發展，黨的“中心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恢複和發展生產事業，這是一切工作的重點所在”。而其他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並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在籌備建立新中國的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又明確指出：“全國規模的經濟建設工作業已擺在我們麵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在毛澤東領導新中國的一個時期內有較好的體現，這不但表現在順利完成三年國民經濟的恢複工作中，而且體現在過渡時期總路線中。
1956年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毛澤東在正確判斷新時期的階級關係和主要矛盾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要把黨和國家的工作著重點轉到經濟建設和技術革命上來，力爭用50-100年時間使我國在經濟上趕上和超過世界上工業最發達的國家。應當說，這個時期毛澤東在這方麵的指導思想和指導方針是十分明確的，也是正確的。1956年1月三大改造正處在高潮的時候，他就明確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創造社會條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戰略思想，集中地體現在他的《論十大關係》的報告中，明確提出這十個問題，就是“要調動一切直接的和間接的力量，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在這一時期，毛澤東還提出要“以蘇聯為鑒戒”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這成為隨後召開的黨的八大的指導性方針。正如毛澤東1956年8月22日在七屆七中全會上的插話中所說：八大會議的重點是兩個：一個是社會主義改造，一個是經濟建設。這兩個重點中，主要的還是建設。
這裏要特別指出，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對於明確社會主義根本任務有重大的理論意義。他根據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特點，即生產關係同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之間，是既相適應又相矛盾的，其中適應是主要方麵，不適應是次要方麵，明確指出：“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麵保護和發展生產力。”我們之所以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主要是為了“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使全體人民比較順利地走過目前的過渡時期，鞏固我們的新製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這就為確定新時期的根本任務指明了方向。應當說，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理論，是我們黨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基本問題的認識取得的階段性的重大理論成果，也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雖然後來由於種種原因，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嚴重受阻，造成了曆史的不幸，但這不應也絕不會削弱毛澤東上述思想的理論價值。
2.關於經濟建設的速度問題
經濟建設的速度問題，是毛澤東十分關注並認真思考的一個重大問題。1956年1月他就提出：“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後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隨後他提出了“十五年趕上或超過英國”的發展戰略。由他領導製定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中心問題也仍然是速度問題。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強大的物質技術基礎上才能獲得鞏固和發展，隻有以比資本主義更快的速度發展才能體現這一新製度的優越性，並最終戰勝資本主義。因此，對於社會主義國家來說，速度問題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他曾形象地說，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那就會麵臨被開除“球籍”的危險。他還從總結曆史經驗的角度強調指出：“如果不在今後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後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應當以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力求在一個不太長久的時間內改變我國社會經濟、技術方麵的落後狀態，否則我們就要犯錯誤。”
毛澤東關於加快建設的思想不僅表達了我國各族人民要求迅速改變“一窮二白”麵貌的共同願望，而且也有實現的客觀可能性。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而迅速的發展，這件事表明中國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科學、文化、教育和衛生等項事業的規模和速度，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快。而這時經濟建設的成就，也為加快速度提供了物質基礎。如“一五”計劃期間，工業總產值增長128.3%，平均每年遞增18%，工業生產取得的成就超過了舊中國的100年。他還認為，國際形勢對我有利，可以利用“目前國際休戰時間”，即國際和平時期，加快建設。因為：“帝國主義眼前還不敢發動戰爭，我們要趁著這個機會，加快社會主義改造，加快我國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