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是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後的東方農業大國的基地上起步的，這一基本情況和特點，決定了中國的現代化必然具有不同於其他國家現代化的內在特殊矛盾，必然會遇到一些特殊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因而在現代化征程中也必然要經曆一個艱辛的探索過程。20世紀50年代中期毛澤東提出“以蘇為鑒”，標誌著中國共產黨人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已踏上一條既不同於西方又不同於蘇聯、東歐的全新之路；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還對中國現代化道路必須正確處理的內在關係進行了初步的但有重要意義的思考和探索。今天深入研究毛澤東在這一方麵的重要思想，對於我們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堅持現代化建設的社會主義方向，正確把握經濟發展與社會全麵進步的關係，仍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一 現代化與社會主義的價值取向
中國作為一個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它進行的現代化建設首先遇到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實現現代化的現實道路問題，即現代化與社會主義的關係問題。這既包括經濟文化落後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問題，也包括這些落後國家在取得政權後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現實性和有效性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可以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有關論述中得到有益的啟示。
揭示人類社會曆史更替的規律和發展途徑，是馬克思畢生從事理論研究活動的主題，也是他創立的唯物史觀的根本內容和題中應有之義。早在1845-1846年馬克思與恩格斯合著的《德意誌意識形態》和1859年馬克思撰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他們就以生產資料所有製關係為尺度，將人類社會發展的曆史劃分為依次更替的幾個不同的曆史時代，並認為社會形態的演進次序具有邏輯的和曆史的必然性，將普遍適用於一切國家和民族的曆史。但是，在19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由於出現了資本主義世界相對穩定發展以及革命風暴在東方特別是俄國開始醞釀的形勢，促使馬克思特別關注東方國家的社會發展前景。馬克思通過對俄國這個保存著深厚古代社會痕跡的東方國家的深入考察和研究，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唯物史觀。他在這時明確地提出了落後的俄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穀而徑直走向社會主義的重要設想，並強調指出，他在《資本論》中所描述的資本主義產生、發展的曆史必然性“明確地限於西歐各國”，堅決反對把它作為唯一的標準和尺度去衡量和規範東方社會。他說：“一定要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曆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曆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曆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路”，“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
列寧在領導俄國革命的實踐過程中，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對俄國乃至東方國家的革命前途問題得出了與馬克思晚年思想基本相似的結論。在俄國十月革命前，列寧在批判考茨基、普列漢諾夫等人借口俄國生產力水平低而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錯誤論點時，從俄國二月革命後兩個政權並存的國內形勢和帝國主義戰爭的國際環境出發，揭示了俄國革命不同於西方模式的特殊規律，指出：“在用革命手段爭得了共和製和民主製的在二十世紀的俄國，不走向社會主義，不采取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就不能前進。”1920年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對正在爭取解放的落後民族是否不可避免地要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問題，明確指出：“在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幫助下，落後國家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過渡到蘇維埃製度，然後經過一定的發展階段過渡到共產主義。”在1923年撰寫的《論我國革命》一文中，列寧在批判考茨基、普列漢諾夫、蘇漢諾夫等人散布的所謂十月革命是早產、是缺乏經濟前提等錯誤論調時，從唯物史觀的高度深刻地論述了世界曆史發展中一般與個別的辯證法，以及各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多樣性、特殊性和民族特色等重要思想。他強調指出，馬克思主義者並不否認社會主義革命需要一定的經濟前提，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從來沒有把這一定的經濟前提絕對化或凝固化，把它變成阻止革命的清規戒律。他反過來質問考茨基等人：“麵對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所造成的那種革命形勢的人民，在毫無出路的處境逼迫下，難道他們就不能奮起鬥爭，以求至少獲得某種機會去為自己爭得進一步發展文明的並不十分尋常的條件嗎？”“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製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落後國家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穀是需要具備一定條件的。馬克思提出俄國公有製村社有可能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穀的曆史環境包括互相聯係的兩個方麵：一是俄國村社與資本主義處於同一時代，可以不經受資本主義的苦難而享受它的積極成果；二是西歐資本主義陷入危機，這將要被高級的公有製社會即共產主義社會所代替。列寧在論述落後國家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過渡到蘇維埃製度時，也反複強調要有“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幫助”這個條件；同時，還卓有遠見地提出了要極力和迅速利用西方資本主義的思想。這就是說，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穀的。這裏的“跨越”是指跨越資本主義的政治製度，跨越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階段，而與資本主義製度相聯係的高度社會化的生產力水平則是不能跨越的，生產社會化是任何條件下都不可超越的。
中國革命是在一個經濟文化極端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地上起步的。曆史已經判明，近代中國已失去了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機緣，在這種情勢下，實現國家富強（即現代化）的價值取向就成為一個十分突出而尖銳的問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傑出貢獻，在於他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思想，依據新的時代條件和國內社會條件的變化，指明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但可以避免已無法實現的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而且能夠同社會主義的前途直接聯結起來。在毛澤東看來，像中國這樣經濟文化落後的大國能夠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第一，在近代中國資本主義已有一定程度的發展，這是包括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內的進步因素的生長點；第二，具有相對強大的無產階級政治力量，特別是在黨領導的民主政權內部，有正在生長的各種社會主義因素，為將來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準備了條件；第三，得到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正因為這樣，把中國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前途聯結起來就具有曆史的必然性，是曆史唯一正確的選擇，也是實現現代化必須遵循的價值取向。正是基於對現代化發展方向的準確把握，1953年毛澤東在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後不久，就把原來“國家工業化”的表述改為“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他指出：“目前在全黨執行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即變農業國為社會主義工業國。”後來，他在對中央關於統購糧食的宣傳要點做修改時，把原稿中出現的“工業化”的前麵都冠以“社會主義”。在毛澤東看來，隻提國家工業化還不能體現工業化應取的方向和性質，所以需要用“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來加以正確表述。毛澤東指出：“由非社會主義的工業變成社會主義的工業，這就一方麵要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的新工業（新的工廠，新的礦山），另一方麵要將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業加以社會主義的改造。”在這一明確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指引下，我們不僅順利地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而且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基本建成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
當1956年我國確立社會主義製度之時，在國際共運史上卻是一個多事之秋。而這一年召開的蘇共二十大及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則是其始作俑者。對於蘇共二十大，毛澤東曾用“一則以喜，一則以憂”這樣的話，來形容他當時的心情和看法。對於這種心態的自我表露，毛澤東本人有過明確的說明。1956年3月17日，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討論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會上說，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值得認真研究，特別是這個報告所涉及的問題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響。現在看來，至少可以指出兩點：一是他揭了蓋子，一是他捅了婁子。說他揭了蓋子，就是講，他的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並不是一切都是正確的，這就破了迷信。說他捅了婁子，就是講，他作的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這正是這時毛澤東的喜與憂的所在。應當說，前者，直接開啟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自己的建設道路的思考和探索；而後者，實際上是看到了赫魯曉夫的錯誤做法，有可能影響社會主義國家的走向，包括這時已經開始的大規模建設和改革的取向。
在毛澤東看來，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這絕不隻是對一個曆史人物的評價問題，而是涉及如何看待社會主義的曆史和曆史經驗問題。而正確對待社會主義的曆史和曆史經驗，是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立足點和出發點。毛澤東在1956年中共八大預備會議上的講話，就針對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錯誤做法，明確指出：“任何一個民族，不可能不犯錯誤，何況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經曆又那麼長久，不發生錯誤是不可能的。蘇聯發生的錯誤，像斯大林的錯誤，它的位置是什麼呢？是部分性質的，暫時性質的。”“蘇聯那個主流，那個主要方麵，那個大多數，是正確的。俄國產生了列寧主義，經過十月革命變成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建設了社會主義，打勝了法西斯，變成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因此，“我們說過，對斯大林要三七開。他們的主要的、大量的東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東西是錯誤的”。這樣具體的、全麵的分析，分清了事物的主流和支流，是符合曆史實際的，也是有說服力的。毛澤東認為，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基本上是適合於生產力的發展的，政治製度也是基本上適合於經濟基礎的需要的。在1956年，蘇聯的工業總產量已達到沙俄最高年份1913年的30倍，由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成為世界上第二個工業強國，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很顯然，斯大林的錯誤並不是由社會主義製度而來；糾正這些錯誤，當然不需要去“糾正”社會主義製度。西方資產階級想用斯大林的錯誤來證明社會主義製度的“錯誤”，這是完全沒有根據的。那麼，斯大林錯誤產生的原因何在？其一，在基本製度適合需要的情況下，在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還存在著一定的矛盾，這主要表現在經濟、政治的具體製度方麵仍不完善，還存在缺陷。這種矛盾，雖然不需要根本改變社會主義基本製度，但如不及時地加以調整則會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工作上就會出現失誤。其二，主觀認識脫離了客觀實際，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脫離了群眾和集體，破壞了黨和國家的民主集中製。在這裏，決定的因素是人的思想狀況。斯大林錯誤的根源，正是同上述兩方麵的問題緊密相關。正確認識這些原因，不僅有助於我們科學地總結曆史經驗教訓，而且能夠全麵地認識和對待社會主義：既要旗幟鮮明地捍衛社會主義基本製度，又要善於及時地調整和改革其具體製度，即經濟體製和政治體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