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和經濟之間的辯證統一關係，是涉及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性的一個重大問題。新中國60年的實踐表明，政治與經濟的辯證統一，是作為一個客觀法則存在於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過程。任何把它們割裂開來，片麵強調一個方麵而忽視另一方麵的觀點和做法，都會給實際工作造成重大的損害。今天，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新的曆史條件下，正確認識和處理政治和經濟的辯證統一關係，尤其顯得重要和突出。因此，深人探討毛澤東對這一重大課題所作的探索及其曆史經驗，是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
無論是最艱難的革命戰爭年代，還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都十分強調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他在1933年就強調根據地的經濟建設要服從和服務於革命戰爭這一最大的政治；同時他又指明，如果不進行經濟建設，不改善群眾的生活，革命戰爭的物質條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長期戰爭中就會感覺疲憊，就會影響到工農聯盟這一個基本路線。而在經濟建設中，他又強調要提高群眾的政治和文化水平，這對於發展國民經濟同樣有極大的重要性。這表明，這時毛澤東就堅持用政治與經濟相統一的觀點指導根據地的經濟工作。全國革命勝利前夕，毛澤東從鞏固和發展革命成果的政治高度上，提出恢複和發展生產是接管城市後的中心工作，提出要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任務。1955年他又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的重要思想。1958年，當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任務提上日程的時候，毛澤東明確指出：“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這是毫無疑義的，年年如此，永遠如此。”“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保證，它們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統帥，是靈魂。隻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為一放鬆，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就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
在政治和經濟的關係中，還涉及勞動者的經濟利益和激勵機製問題。毛澤東指出：“要保證人們吃飽飯，然後人們才能繼續生產。沒有這一條是不行的。物質利益是一個重要原則，但總不是唯一的原則，總還有另外的原則。”他強調，物質利益也不能單講個人利益、暫時利益、局部利益，還應當講集體利益、長遠利益、全局利益，應當講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他說：“我們要教育人民，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集體，為了後代，為了社會前途而努力奮鬥。要使人民有這樣的覺悟。”強調了在處理經濟利益和激勵機製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毛澤東的上述觀點，是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麵臨的一個理論與實踐問題的深人思考，它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指導意義。
首先，堅持了馬克思主義關於政治和經濟關係的原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揭示曆史發展規律的時候，他們“首先是把重點放在從基本經濟事實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識形態的觀念”。從而確立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同時，他們又指出：“經濟運動會為自己開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經受它自己所確立的並且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政治運動的反作用，即國家政權的以及和它同時產生的反對派的運動的反作用。”這就進一步確立了政治和經濟相互作用的觀點。上述原理告訴我們：
其一，當舊的生產關係已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的時候，人們進行變革生產關係的社會革命和改變上層建築的政治革命，根本目的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因此，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並建立了自己的經濟基礎之後，就要把發展生產力的任務放在首要地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指出：“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後堅持了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觀點，明確指出：“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以後，它最主要的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產品數量，大大提高社會生產力。”在他們看來，隻有大力發展生產力，有著比舊製度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才能獲得鞏固新製度所需的物質技術基礎，才能得到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也才能最終戰勝舊世界。因此，列寧根據十月革命勝利後的實踐經驗，對政治的含義作出了新的概括：一方麵是原來意義上的，即作為各階級之間鬥爭的政治；另一方麵則指“從事國家建設的政治”。他指出，無產階級統治獲得鞏固以後，就要把“鬥爭的重心逐漸轉向經濟方麵的政治”，並使之成為“主要的政治”。這就明確地把經濟建設提到政治的高度上，作為一項最主要的政治任務，這就是列寧所強調的要“從政治上正確地看問題”。“經濟方麵的政治”這一概念的提出，無疑是對無產階級政治內涵的深化。
其二，指明政治對經濟的反作用，這既包括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的政治，也包括“反對派的運動的反作用”。恩格斯曾指出：“政治權力不過是用來實現經濟利益的手段。”這對任何階級都是這樣。在政治和經濟的關係上，馬克思主義與機械唯物主義不同點在於：它在確認經濟決定政治這一唯物主義命題的同時，又充分肯定政治對於經濟的巨大反作用。這不但表現在無產階級要通過自己強大的政治力量，奪取國家政權，完成剝奪資產階級的任務；而且也表現在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之後，要運用自己的政治優勢，鞏固和發展自己的經濟基礎，反對“反對派的運動的反作用”。正是基於對這種政治和經濟辯證統一關係的深刻認識，列寧作出了“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著名論斷。他強調，如果“不肯定這一點，就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起碼的常識”。
列寧提出的“經濟方麵的政治”和政治“占首位”這兩個命題，深刻說明政治和經濟之間辯證統一的關係。前者強調經濟的政治功能，指明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任務；後者則強調政治對經濟的能動作用，是完成生產任務的根本的政治保證。這如同革命戰爭年代，軍事鬥爭是中心任務，而政治則是完成軍事任務的根本保證。列寧運用“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的原理，強調“一個階級如果不從政治上正確地處理問題，就不能維持它的政治統治，因而也就不能解決它的生產任務”。說明政治占首位同生產為中心任務是一致的，即既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又要堅持以無產階級政治統帥經濟，兩者不是互相排斥的，對此不能作形而上學的理解。後來毛澤東在我國經濟建設中，提出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是“生命線”的重要思想，正是堅持和發展了列寧關於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思想。這同那種認為政治可以衝擊一切的錯誤思潮是根本不同的。我們在排除了過去對它“左”的曲解之後，應當充分肯定它的真理性，這對於保證我國經濟建設的健康發展有著長久的指導意義。
其次，堅持政治和經濟的辯證統一，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客觀要求。從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正確處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政治“占首位”的關係，具有更加突出的意義。在這裏，政治既有經濟方麵的政治，又有階級鬥爭方麵的政治。對於前者，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因為它代表著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這表明，為社會主義製度建立強大的物質技術基礎，是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重要體現。隻有這樣，才能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也才能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經濟文化的需要，獲得人民的擁護。這就是最大的政治的重要表現。對於後者，是指我們還存在一定範圍內的階級鬥爭，並在一定條件下還可能激化。這是既不能誇大也不能縮小的客觀事實。這種鬥爭集中表現為四項基本原則與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對立，鬥爭的核心仍然是國家政權問題。這種鬥爭還同西方敵對勢力和我們之間的滲透與反滲透、顛覆與反顛覆、“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鬥爭緊密關聯，相互交織。這種鬥爭將直接關係到我國現代化的方向，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還是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所以，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絕不能放棄一定範圍的階級鬥爭，絕不能放鬆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
再者，堅持政治與經濟的辯證統一，強調政治對經濟的能動性，歸根結底是重視人的作用，激發廣大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毛澤東一貫認為社會主義事業是千百萬人民群眾自己的事業，重視人民在國家中的主人地位，使人民主權真正由概念轉化為實際生活。他非常讚賞列寧的一句名言：“社會主義不是按上麵的命令創造的，它和官場中的官僚機械主義根本不能相容，生機勃勃的創造性的社會主義是由人民群眾自己創立的。”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就發現蘇聯社會主義生活中存在的民主不足的問題，並由此認為：“社會主義不是平靜的河流，應當有領導指引方向。但是，人民應當有對社會上發生的一切事情直接作出反應的直接可能性。”這講的是要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曆史主動精神。
毛澤東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就把管理問題，也就是人們在生產中的相互關係問題，作為所有製問題基本解決之後最重要的問題提了出來。他認為，人們在生產中的相互關係，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於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而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製基礎上的新型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必須有與社會主義公有製相適應的管理製度作保證，否則，就有可能被損害和破壞，甚至嚴重的還有可能在一定範圍出現實際上存在的剝削和壓迫的關係。毛澤東指出：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人民隻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麵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而“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製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在他看來，勞動者是不是切實有效地參與企業和國家的管理，不僅關係到能不能發揮廣大勞動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而且還關係到是不是堅持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這一根本性的問題。毛澤東強調政治對經濟的能動作用，既包括要通過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製度和經濟製度，切實保障包括勞動者直接參與管理企業和國家在內的主人翁地位，也包括要通過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激發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和創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