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春，黨內尊敬的“五老”之一——謝覺哉，以中央赴革命老區慰問團團長的身份，來到革命聖地井岡山。他在參觀當時尚未修複的革命遺址時，心潮澎湃，感慨萬千。他指著當年毛澤東睡過的門板問陪同人員：毛主席過去條件差睡木板，現在當了國家領袖還睡木板，你知道為什麼嗎？謝老認為，這就是毛澤東的“懸梁刺股”，他在提倡井岡山的革命精神，帶頭打破封建做官的特權，做官的生活特權、政治特權。
謝老還同身邊同誌討論：解放快十年了，共產黨建立的是一個新政權，毛主席為什麼一再教導反對官僚主義？有同誌回答：人一當官，就容易脫離群眾。謝老對這個回答顯得很滿意，他進一步發揮說：這就是“官國”的遺產之一。共產黨的官就是不能脫離群眾，要為人民服務，這是黨的宗旨。難的是，中國是一個“官國”，官國的遺產很容易被繼承，特權思想一代又一代傳下來，從古代到民國都如此，有很厚的土壤。
謝老說得何等深刻、何等好啊！在這裏，他把特權思想、特權作風和特權享受，概括為“官國”的遺產，這是對長期封建社會傳統的形象說明，是共產黨人必須麵對的一個沉重的曆史包袱。是的，權力具有兩重性，人民賦予的權力，既可以用來為人民服務，也可能被用作謀取私利。毛澤東以深邃的曆史眼光，看到了我們黨取得全國政權之後存在的這種危險。早在1944年11月，當中國革命勝利的曙光初露端倪的時候，毛澤東在給郭沫若的信中說：“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做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在毛澤東看來，驕傲，就必然脫離群眾，在取得政權之後，就會貪圖享受，驕奢淫逸，重蹈曆史上農民戰爭屢遭失敗的覆轍。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向全黨發出了要防止資產階級“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的警示，他語重心長地說：“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全會還根據毛澤東提議規定了六條：一曰不做壽，二曰不送禮；三曰少敬酒；四曰少拍掌；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日不要把中國同誌同馬、思、列、斯並列。後來在“三反”運動中毛澤東重申必須堅持“七屆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這表明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就把黨執政後反腐蝕的問題提到了全黨麵前。毛澤東上述基於對黨的事業深刻理解而作出的高屋建瓴的科學預見，是我們黨執政必須具備的一種思想觀念和精神狀態，是共產黨員保持無產階級先進戰士本色、拒腐防變的長鳴警鍾。
毛澤東的一生，是爭取人民主權、捍衛人民主權的一生。他縈繞於心的是天下的蒼生，最痛恨的是那種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官僚主義作風。我們知道，官僚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是以往一切剝削階級統治的國家所固有的特征。這是因為剝削階級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拚命維護他們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借助龐大的官僚國家機器實施對社會的嚴密控製，使國家日益成為脫離社會的機關。這種國家的階級本質，決定了官僚與社會的對立和分離。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國家與社會對立的現象消失了，主權回到人民的手中。但必須看到，由於曆史的原因，人民群眾在相當長的時期還難以達到直接地、普遍地參加社會管理的水平，所以人民的權力是通過自己的利益代表者，即共產黨和國家權力機關來實現的。這樣，黨和政府的工作人員與人民的關係如何，就直接關係到這個政權的性質。同時還要看到，舊的思想意識是不可能和被推翻的舊製度一起被埋葬掉，它會在一個很長的曆史時期內存在並影響著人們。像中國這樣一個經曆了兩千多年封建統治，在近代又缺乏民主傳統的國家，封建專製主義在思想政治和社會生活各方麵的遺毒根深蒂固，這不能不是官僚主義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得以複活的一個重要的社會曆史原因。這正是謝老稱之為“官國”的傳統習慣勢力的根源所在。所以，毛澤東尖銳地把官僚主義稱作“反人民的作風”，他說，官僚主義作風，“就社會根源來說，這是反動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的作風（反人民的作風，國民黨的作風）的殘餘在我們黨和政府內的反映的問題”。他一再告誡全黨：“不要滋生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