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編者按：
近年來，國內的學術泡沫、學術腐敗現象愈演愈烈，已引起社會各界包括教育行政部門的注意。學術研究是求真知求新知的高尚事業，自有其倫理底線，容不得弄虛作假、抄襲剽竊。學術界的因循苟且，助長了學術腐敗現象。單靠“自律”，恐怕已經沒什麼指望了。《南方周末》在知識界有很多讀者，我們願意為學術、文化批評提供一個平台。
汪暉的“第一桶金”
《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是著名學者汪暉的博士論文。該書已有4個版本：
1990年台灣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繁體字版、1991年上海人民版、2000年河北教育版、2008年北京三聯版。汪暉為2000年的版本寫了“新版序”。在“新版序”中，汪暉說：“魯迅研究是我個人的學術生涯的起點，這一點至今對我仍很重要。”取得博士學位後，汪暉即離開了中國現代文學領域，投身於一個更宏闊、更富於挑戰性的學術空間。但是，《反抗絕望》這本書，卻是奠定汪暉學術地位的著作，用一句俗話說，是汪暉的“第一桶金”。此書出版後，即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產生重大影響，很快成為這個領域的名著。
由於生性懶惰、不求進取，我一直沒有讀過這本被一些人視為“經典”的名著。前不久，在一家不大的書店裏，遇見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反抗絕望》（該版曾多次印刷，本文用的是2000年12月版、2001年5月第二次印刷本。下引本書，同時標注這個版本和北京三聯的第四版，後者隻增加了一篇答記者問和“三聯本跋”，跋中交待：“這次重印即以河北教育版為據，文字上未做更動。”），於是買了一本。據汪暉“新版序”，這新版本刪去了原書的第四章，但將其中的一節編入第三章。另外隻對個別字句有所改動。
懷著一絲歉意，也懷著一些敬意，我立即讀起了這本《反抗絕望》。讀完後，卻有話如骨鯁在喉，不得不說。這本書對魯迅心靈的剖析、對魯迅作品的解讀如何，在此姑且不論。我在這裏隻說兩個低層次的問題：
一是論述語言的文理不通問題；二是抄襲與剽竊問題。
汪暉的文章，向以晦澀著稱。如果僅僅是晦澀，但文理通順、並無文法上的錯誤，我以為無可厚非。畢竟，晦澀也是一種語言風格。康德不就十分晦澀麼？並不影響其成為哲學大師。如果晦澀的同時又常常文理不通，甚至正是因為文理不通才讓人感到晦澀，就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了。在汪暉的《反抗絕望》中，這種晦澀而文理不通的現象，或者說，因文理不通而晦澀的現象，就很嚴重。不過，在晦澀的論述中，不時也會遇上一兩段頗為清通易懂的話，令我心中一喜，有如在沙漠中遇上一汪清泉，在荊棘叢中遇上一片綠草地。但同時也對汪暉論述方式、腔調的突變心生疑惑。喜用超長的單句，是汪暉的一大特色。即便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汪暉往往也要用十分複雜的句式來說明。但在突然出現的“清泉”和“綠草地”中，超長的句式不見了。一個人的論述風格為何會突然發生這種短暫的變化？
懷著這種疑惑，我做了很有限的查考，發現這種突然出現的、迥異於汪暉慣常風格的論述，往往出自他人之手。更直白地說，是從其他人的書中抄來的！沒錯，這是抄襲和剽竊。《反抗絕望》中，抄襲和剽竊的現象，是很嚴重的。而這，正是我在此要說的第二個低層次的問題。
把話寫通，並不容易
先說語言的文理不通問題。
新版的《反抗絕望》，正文第一、二自然段中有這樣的論述：
魯迅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深刻、也最複雜的思想家和文學家。……這位深刻的思想巨人以他獨有的敏銳感受著自己的內在矛盾，那種精神痛楚銳利得有如承受酷刑的肉體的感覺。他頻頻使用“掙紮”、從“沉重的東西”中“衝出”等意象，使人感覺到魯迅是以他的全部身心經曆著內心深處的思想風暴。
正如列文森把梁啟超的精神結構視為“關押自己的牢籠”一樣，魯迅的主觀精神結構也是一種宛如蛛網的意境，它是由許多無法避免的矛盾言行，各不相容的思想交織而成的。問題的複雜性在於，魯迅對自身的矛盾有著深刻的內省與自知，但卻不得不同時信奉這些相互矛盾的思想，從而長久地處於精神的矛盾和緊張之中。……（p.3/pp.49—50，“/”前為河北教育版的頁碼，“/”後為北京三聯版頁碼，下同）以上是全書開宗明義的兩段。下麵對有問題的句子做一點分析。
“那種精神痛楚銳利得有如承受酷刑的感覺”，——在汪暉的論述中，這句話不算太離譜。但細想起來，仍然是有問題的。“痛楚銳利”，已經是一種比喻，即把痛楚比喻成某種尖銳鋒利的東西，再說其“有如”某種“感覺”，就很別扭。再說，“酷刑”有許多種，並非所有“酷刑”帶來的都是“銳利”的痛楚。
“他頻頻使用‘掙紮’、從‘沉重的東西’中‘衝出’等意象，使人感覺到魯迅是以他的全部身心經曆著內心深處的思想風暴。”這句話至少兩處有問題。前麵用了人稱代詞“他”做主語，後麵就不能再用“魯迅”代替“他”。因為這樣一來，“他”和“魯迅”就成了兩個人。按照這句話的語法意義，是一個被稱作“他”的人采取了某種行動，才讓人感覺到“魯迅”有某種表現。“以他的全部身心經曆著內心深處的思想風暴”，這句話的問題就更明顯了。“以全部身心”去做某事，意味著“心”已被作為一種手段、一件工具，又如何再去經曆“心”中的風暴。這就仿佛在說：“以全部的碗去舀碗中的水”、“以所有的手指去搔自己手指上的癢”。
“正如列文森把梁啟超的精神結構視為‘關押自己的牢籠’一樣，魯迅的主觀精神結構也是一種宛如蛛網的意境”。這句話也是明顯不通的。“列文森”在這裏具有主語的功能，他完成了某種行為。既然是“正如”列文森，後麵就應該有人以“主語”的身份做一件類似於列文森行為的事。後麵出現的人物是“魯迅”，而“魯迅”在這裏扮演著“定語”的角色，“主語”是空缺的。到底誰“正如”列文森，沒有說。其實這裏的主語是論述者汪暉。是汪暉仿效列文森，把魯迅的主觀精神結構視為“宛如蛛網的意境”。所以，對這個意思的正確表述是：“正如列文森把梁啟超的精神結構視為‘關押自己的牢籠’一樣，我把魯迅的主觀精神結構視為一種宛如蛛網的意境。”（“意境”一詞，在這裏很突兀，且頗有歧義。但源於列文森一書的漢譯，並非汪暉首創，姑不論。）“它是由許多無法避免的矛盾言行，各不相容的思想交織而成的。”這裏的“言行”二字，頗不妥當。“言行”是外在的東西，如何成為構建“主觀精神結構”的材料？人的“主觀精神結構”可以由各種思想、知識、意識等構成。而“言行”則是“主觀精神結構”的外在的、客觀的表現。“但卻不得不同時信奉這些相互矛盾的思想”，——這裏的“信奉”一詞，也是很成問題的。所謂“信奉”，是信仰並崇奉、相信並奉行之意。“信奉”的對象，通常是外來的東西。對從自身內部產生的思想，不宜用“信奉”一詞。更重要的是，這與事實是不符的。魯迅有著許多相互矛盾的思想。這些思想相互糾纏著，又相互懷疑著。可以說，絕大部分思想，僅僅是作為一種思想而存在於魯迅大腦中，而並不被魯迅“奉行”的。如果那些一團亂麻般的思想都被魯迅“奉行”，那魯迅早被送進精神病院了。
把話寫通，並不容易。偶爾有一句不通的話，不應大驚小怪。但如果經常性地文理不通，一段話甚至一句話中，都有多處語法和邏輯問題，那就不是一件小事了。學術語言，也不妨有自己的風格。可以平易，也可以晦澀；可以樸素，也可以華麗。但無論哪種風格，都應該力求論述的“準確”。不能準確地表達每一個具體的觀點、每一個細微的認識，又如何能保證總體的學術見解能準確地傳達？按照我的理解，一個人如果有意識地寫得平易、樸素，就可能少犯語法和邏輯錯誤。而如果刻意追求晦澀和華麗，就可能多犯語法和邏輯錯誤。刻意追求華麗的人，不少見。刻意追求晦澀者，也並非沒有。在我看來，汪暉的晦澀，很大程度上就是刻意追求的結果。明明一件簡單的事，明明一種並不複雜的思想，非要用那種繞口令一般的語言來說明和傳達，隻能理解成是刻意為之吧。這樣做，會顯得高深莫測，會讓人不由得仰視、敬畏。這也就是蘇東坡所謂的“以艱深文淺陋”了。但也正是因為刻意追求晦澀，便比別人更經常地犯語法和邏輯錯誤。這就關乎學風問題了。下麵，再從《反抗絕望》中舉出文理不通的幾例。……這樣，人的存在的根本問題被置於哲學思考的中心，並成為哲學的基本問題之一和哲學的出發點……（p.16/p.66）“中心”、“基本問題之一”和“出發點”，這三者是並不能等同的。一個被置於“中心”的問題，卻隻是基本問題“之一”。這就意味著，還有些問題，雖未被置於“中心”，但卻也是“基本問題”。而一個地方，既是“中心”，又是“出發點”，這讓人怎樣理解？從“中心”出發之後，不就離開這“中心”了嗎？……這種思維方法上的雙重性使得魯迅拋棄了價值體係的邏輯同一性，而在對民族自身的關係和對民族與西方關係的不同方麵，對同一價值原則作不同解釋。（p.71/p.137）“對民族自身的關係”，這如何理解？所謂“關係”，要有兩個以上的“主體”，意味著兩個以上的“主體”之間的關涉、聯係。而“民族自身的關係”，並沒有出現兩個“主體”，因而在語法的意義上，構不成“關係”。……但是，既然作為民族智慧的中國文化又是這個民族得以生存發展所積累下來的內在因素和文明，那麼追求民族的平等與獨立也就不能不對自身的曆史傳統有所肯定。（p.73/pp.140—141）“作為民族智慧的中國文化又是這個民族得以生存發展所積累下來的內在因素和文明”，這句話錯誤之多，以至於讓我覺得要分析都難以措手。將“中國文化”等同於“民族智慧”，就頗有問題。文化是極其豐富複雜的。“太監文化”、“小腳文化”、“拍馬文化”等，都屬於“中國文化”。要說這一切都表現為“民族智慧”，恐怕很難讓人認同。“智慧”與“文化”不能劃等號，而“民族”與“中國”也是不能互換的概念。這些都是常識，就不多說了。“得以生存發展所積累下來的內在因素和文明”，——這就如同夢囈了。這短短的句子，錯誤可有一大堆。“得以”，是指在某種條件下某種目的“可以”、“能夠”實現。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對“得以”是這樣釋義和舉例的：“（借此）可以；能夠：
必須放手發動群眾，讓群眾的意見得以充分發表出來。”在這個例句中，“放手發動群眾”，是群眾的意見“充分發表出來”的條件。汪暉在此用“得以”二字，是想說：“中國文化”是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條件。這觀點本身就是荒謬的。按照這種觀點，“中國文化”是先於和獨立於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東西，這豈非天大的笑話？如果僅僅是這樣，也就罷了。但又說“中國文化”是民族“得以”生存發展所“積累”下來的東西，這就更不成話了。“生存發展”和“積累”這兩個動詞（姑且把“生存發展”作為一個動詞）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同時出現在“得以”後麵的。這就等於說“土豆是農民得以生存發展所種植的糧食”。換成這樣一個簡單的句子，其錯誤就不難看清了。
還有，“文明”這一概念，也用得很不謹慎。這就等於說“文化”是“文明”。如果“文化”與“文明”是可以劃等號的，就等於說“土豆是土豆”；如果“文化”與“文明”是不能劃等號的。這就等於說“土豆是大蒜”。無論哪種情況，這種表述都是有問題的。其二，文化發展形式的類似尚不足以對魯迅所肯定的現代西方的價值形態給予充分的肯定，於是，他又在對自身文化傳統的分析中尋找文化價值之類似。（p.74/p.141）這仍然是一番夢囈般的話。最顯眼的是兩個“肯定”的連用。這錯誤明顯得不待“明眼”而後知，也就不說了。實際上，前半句是沒有主語的。誰“不足以……肯定”？沒有說。後半句有一個人稱代詞“他”。依據前後文，我們當然知道這個“他”就是“魯迅”。但在語法的意義上，這個“他”是誰，卻是不知曉的。還有，“在……分析中尋找”，也是不通的。正確的說法是：
魯迅又通過對自身文化傳統的分析，尋找文化價值的類似。分析是尋找的手段，不是尋找的場所。……對現代價值理想的認同使他獲得了現代知覺性，發現了生活於其中的生存方式的無聊和荒謬。（p.82/p.152）應該是先有了“現代知覺性”，才能有“對現代價值理想的認同”：
因果關係不能顛倒。而“生活於其中的生存方式”，也有些荒謬。難道人是生活於“生存方式”中嗎？難道花是開放於“開放方式”中嗎？難道飛機是飛行於“飛行方式”中嗎？難道墮落者是墮落於他的“墮落方式”中嗎？……正史固然塗飾太厚，如密葉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隻看見點點碎影，不易察出底細，但野史雜記卻了然得多。（p.89/p.161）汪暉難得使用文學性的語言。偶爾用一下，卻出了錯。上麵這番用了比喻的話，錯就不隻一處。先說“密葉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這句。這裏，密葉成了投射月光的“主體”，成了月光的光源。但樹葉再密，也不至於變成月亮吧？這句話正確的表述應該是：“如月亮透過密葉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月亮”這主體、這光源，是不能省略的。但既說“如莓苔上的月光”，又說“隻看見點點碎影”，就莫明其妙了。“月光”與“碎影”，正是樹下的兩種地方。月光被密葉遮住的地方，就成了“碎影”。“點點碎影”，正是月亮沒有照到的地方。當然，無論把“正史”比作密葉下的月光，還是將其比作月光下的“碎影”，都是不妥的。“正史”既然“塗飾太厚”，就既不像密葉下的月光，也不像月光下的“碎影”。汪暉雖然筆下如此寫了，但心裏恐怕是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