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塗飾太厚，“真相”如月夜密葉下的碎影。——筆下所寫，與心中所想不能一致，就是所謂詞不達意了。
前麵說過，汪暉經常性地文理不通，與刻意追求晦澀有關。但同時恐怕也與思維能力不無關係。一個人經常性地文理不通，說明思維過程中有著經常性的障礙，說明邏輯感不夠好。而這樣的人，能夠提供多少深刻的、新穎的、有獨創性的思想，是不免令人懷疑的。
汪暉剽竊的幾種方式
實際上，《反抗絕望》中，少有汪暉獨創性的觀點。汪暉主要依靠兩種方式寫成此書。一種是將一些常識性的觀點，用晦澀的方式重說一遍。應該承認，汪暉把這些常識性的、有的此前隻以隻言片語方式存在的觀點，說得十分詳細、周全，自然也有了一定的價值。另一種方式，則是借助他人的理論，但卻並不說明，而以“獨創”的麵目出現。我依據手頭正好有的幾本書，做了一點點查考，發現剽竊和抄襲的現象，在《反抗絕望》中是很明顯的。我的十分有限的查考顯示，汪暉的剽襲，有幾種不同的方式。
一是“攪拌式”。“攪拌式”是近年學界對一種剽襲方式的命名，不是我的創造。將他人的話與自己的話攪拌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者將他人論述的次序做些調整，便作為自己的話登場，是為“攪拌式”。
二是“組裝式”。“組裝式”尚未見有人說過，暫且算是我的發明。將別人書中不同場合說的話，組合在一起；一段話中，這幾句剽自這一頁，另幾句襲自離得很遠的一頁，然後作為自己的話示人，是為“組裝式”。
三是“掩耳盜鈴式”。將別人的話原原本本地抄下來，或者抄錄時稍做文字上的調整，沒有冒號、沒有引號，但做一個注釋，讓讀者“參見”某某書，是為“掩耳盜鈴式”。
至於第四種方式，則是一字不差地將別人的話抄下來，不攪拌、不組裝，不讓讀者“參見”。這其實是最老實的一種剽襲方式。其他幾種方式，一旦被發現，或許還可強作辯解。這第四種方式，可是毫無辯解餘地，隻得老老實實承認。坦率地說，我對前麵三種方式的反感，遠過於這第四種。所以這第四種，不妨稱為“老老實實式”。
需要指出的是：在具體的剽襲過程中，有時是幾種方式結合起來的。
我查考的，隻有五種書：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東方出版社1987年版；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美]勒文森（編者注： 一譯列文森）《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美] 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張汝倫《意義的探究——當代西方釋義學》，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麵，對《反抗絕望》以不同方式剽襲這5種書的情況，略做說明。
對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的剽襲
《反抗絕望》剽襲《中國現代思想史論》的地方，較少。但也有。可舉一段為例。這一段，是“攪拌式”與“掩耳盜鈴式”相結合。
汪暉《反抗絕望》第58至第59頁（三聯版第121頁）：
其次，五四反傳統主義以“西學”（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反“中學”（中國封建傳統文化），在思維內容上直接承續了譚嗣同對封建綱常的沉痛攻擊，嚴複關於中西文化尖銳對比的精辟分析，以及梁啟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學說，但形成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性理解的更為重要的原因，還是中國近代社會變革的曆史過程對於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啟示。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第8頁：
這在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劃時代的。如此激烈否定傳統、追求全盤西化，在近現代世界史上也是極為少見的現象。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運動就其實質說，至少在其發展初期，卻又隻是上一階段譚嗣同、嚴複、梁啟超的曆史工作的繼續。譚嗣同對封建綱常的沉痛攻擊，嚴複於中西文化的尖銳對比，梁啟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就都是用“西學”（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反“中學”（中國封建傳統文化）的啟蒙運動。汪暉和李澤厚都是在強調“五四”知識分子在思想觀念上對以康梁為代表的上一代知識分子的繼承。將兩段話對比，就會發現汪暉是以一種攪拌的方式，剽襲了李澤厚。汪暉把李澤厚的論述次序做了一點調整：
李先說的，他後說；李後說的，他先說。汪暉又把部分用語做了變更：
有的地方增加一點，有的地方刪去一點。但相同的部分仍然是很多的。應該指出的是，汪暉對李澤厚的兩處改動，是很拙劣的。李澤厚“嚴複於中西文化的尖銳對比”，被汪暉改成“嚴複關於中西文化尖銳對比的精辟分析”：
這一改，便文理不通了。“對比”已有了“分析”之意，再加上“精辟分析”，便成語病了。另一處，李澤厚的“梁啟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被汪暉改成“梁啟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學說”：
這一改，便出了兩個問題。一是“新民”與“‘新民’學說”不是一回事。可以說梁啟超以“新民”學說提倡“新民”，卻不能說梁啟超“提倡‘新民’學說”。二是“提倡學說”，也說不通。所謂“提倡”，是鼓動眾人采取某種行動。“提倡學說”，屬搭配不當。
我之所以說汪暉這段話同時又是“掩耳盜鈴式”的剽襲，是因為他在這段話中加了一個注釋，提示讀者“參見”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不加冒號，不加引號，隻做一個讓人“參見”某書某文的注釋，這是汪暉在《反抗絕望》中用得最多的剽襲方式。在這裏，有必要對“參見”這個注釋用語做點辨析。這裏的“參”，乃“參考”之意。做出某種論述後，讓讀者“參見”某書某文，意思是說：
在那本書那篇文章裏，也有對這個問題的論述，讀者如有興趣，或如果要深入研究這個問題，不妨去“參考”一下。當用“參見”做注釋時，就表明自己是獨立進行了這番論述，與那本書那篇文章沒有淵源關係；就表明自己的論述不是對那個作者的“引用”，而隻是“英雄所見略同”。所以，原原本本地或攪拌式地剽襲他人，卻又做一個“參見”的注釋，稱之為“掩耳盜鈴”，是很恰當的。
汪暉在論述“五四”以前的啟蒙思想時，大大借助了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的有關研究。對該書的“攪拌式”剽襲，可舉一個小小的例子。
汪暉《反抗絕望》第60頁（三聯版第122頁）：
……那麼，康、梁、譚、嚴等後期改良派開始產生了一整套的資產階級性質的社會政治理論和哲學觀點作為變法思想的鞏固的理論基礎，顯示了對“傳統”的更為徹底的批判和對西方社會文化的更為徹底的肯定。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第74頁：
……應該充分估計到，開始產生了一整套的資產階級性質的社會政治理論和哲學觀點作為變法思想的鞏固的理論基礎，是這一階段改良派思想最重要的發展和最卓著的成就。這麼長的、多少有些拗口的一句話，核心部分汪、李一字不差。當然，次序稍微有些變動。這樣的剽襲方式，真有點“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遊擊風格。“攪拌式”和“組裝式”相結合的剽襲，在《反抗絕望》中也能見到。下舉一例。
汪暉《反抗絕望》第59頁（三聯版第121—122頁）：
從上個世紀40年代起，魏源在他的《海國圖誌》中就提出了“以夷製夷”和“師夷長技以製夷”兩大主張，盡管其內容和對西方長技的認識還完全停留在武器和“養兵練兵之法”的狹隘範圍內，但“竊其所長，奪其所恃”的“師長”主張卻一直是以後許多先進人士為挽救中國、抵抗侵略而尋求真理的思想方向。從洋務派的“船堅炮利”、“中體西用”，到馮桂芬等人要求“博采西學”，努力學習資本主義工藝科學的“格致至理”和史地語文知識，從龔自珍、魏源、馮桂芬對內政外交軍事文化的改革要求，到康有為、梁啟超等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托古改製”，“君主立憲”，總之，由認識和要求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製度進到認識和要求學習西方資本主義政治製度，由要求發展民族工商業進到要求有一套政治法律製度來保證它的發展，這種思維的邏輯發展的必然過程正反映著曆史發展的必然過程，“任務本身，隻有當它所能借以得到解決的那些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發生的。”（王按：
加引號的話為馬克思語）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第38—39頁：
……魏源……在四十年代完成了《海國圖誌》……在這書中總結性地提出了反抗侵略的兩大綱領：“以夷攻夷”和“師夷長技以製夷”。前者表現了魏源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自由競爭時代爭奪國外市場中的矛盾而企圖加以利用的粗淺幼稚的認識，後者則是在科學研究後得出的抵抗侵略戰爭的有效方案。雖然它的主要內容還隻是軍事方麵的戰略戰術和購置製造新式槍炮的建議，但這正是根據當時敵我雙方各種具體的優劣條件和鴉片戰爭的實際經驗而總結出來的現實辦法。由於曆史的限製，魏源“師夷長技”的內容和對西方“長技”的認識還完全停留在武器和“養兵練兵之法”的狹隘範圍內。但重要的是，與當時及以後占統治地位的頑固思想不同，魏源在其時代的可能情況下，最早具有和提供了“師夷長技以製夷”這樣一種新鮮思想，它具有著新的原則指導意義。盡管“長技”內容隨時代和認識的深化而大有不同，但“竊其所長，奪其所恃”的“師長”（“師其所長，奪其所恃”）卻一直是以後許多先進人士為挽救中國抵抗侵略而尋求真理的思想方向。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第57頁：
由認識和要求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製度進到認識和要求學習西方資本主義政治製度，由要求發展民族工商業進到要求有一套政治法律製度來保證它的發展，這種思維的邏輯發展的必然過程正反映著曆史發展的必然過程，“任務本身，隻有當它所能借以得到解決的那些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發生的。”將李澤厚在兩處說的兩段話與汪暉那一大段話對照一下，就明白汪暉那一大段話，是將李澤厚這兩段話組合而成。汪暉那段話中，“總之”以後的話被我改以仿宋體標出，這些話，“老老實實”、一字不差地抄自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第57頁，連馬克思的那幾句話也照抄了。
上引汪暉文中，“總之”以前的話，“攪拌式”地剽襲自李澤厚。不幸的是，汪暉在“攪拌”過程中犯了錯誤。李澤厚說，魏源在《海國圖誌》中，提出了反抗侵略的兩大綱領：
一是“以夷攻夷”；一是“師夷長技以製夷”。李澤厚對這兩者都做了說明解釋。汪暉那段話，一開始就說魏源提出了“以夷製夷”（“攻”變成了“製”，也許是筆誤）和“師夷長技以製夷”這“兩大主張”。但在“攪拌”時，卻把李澤厚對“以夷攻夷”的說明解釋刪去。汪暉下麵的話，是作為對“兩大主張”的解釋說明而出現的，但實際上隻適用於“師夷長技以製夷”這一項。換言之，汪暉下麵的那一大通解釋、說明、發揮，對於“以夷製夷”這一大“主張”來說，是牛頭不對馬嘴。
對勒文森《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的剽襲
美國學者勒文森這本研究梁啟超的書，給了汪暉巨大幫助。可以說汪暉非常過分地借助了這本書。這裏的“過分”不僅僅指在具體場合對勒文森的剽襲，更表現在常常無視魯迅與梁啟超的區別，把勒文森分析梁啟超的理論框架簡單地套用於對魯迅的觀察。
勒文森認為，梁啟超雖在理智上認同了西方的某些現代價值、疏遠了本國文化，但在感情上卻對本國文化、對本國傳統的生活方式，有深深的留戀。這成為勒文森解釋梁啟超一生言行的一個重要依據。在分析魯迅的思想矛盾、精神痛苦時，汪暉極大地依賴於勒文森的此種理論。對所謂“曆史中間物意識”的論說，是汪暉《反抗絕望》中最引人矚目之處。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汪暉正是仿效勒文森對梁啟超思想、精神的分析，來論述魯迅的思想和精神。魯迅與梁啟超當然有相似之處，但也有著不容忽視的巨大差別。魯迅之所以為魯迅，主要不體現在與其他人的相似上，而體現在與其他任何人的不同上。過分借助研究他人的理論視角來觀察魯迅，就可能走向對魯迅的歪曲。實際上，《反抗絕望》對魯迅留戀傳統文化的一麵，是做了過分的解說的。對所謂魯迅的“曆史中間物意識”，《反抗絕望》也強調得過了頭。汪暉對勒文森的剽襲方式，也能說明他是如何不辨梁魯了。
汪暉《反抗絕望》第二章第二節，題為《重新詮釋曆史/價值的二分法》。所謂“曆史”與“價值”，也是勒文森用來分析梁啟超的一對重要範疇。這一節，汪暉這樣開頭（p.68/p.134）：
魯迅的著作是將一種文化中所包含的技術結構、價值和精神狀態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種文化的文獻記載。這種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內容：
變更需要、變更榜樣、變更思想、變更理由。勒文森《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第二章，題為《傳統世界的崩潰》。這一章，勒文森這樣開頭（p.46）：
梁啟超的著作是將一種文化中所包含的技術、結構、價值和精神狀態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種文化的文獻記載。這種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內容：
變更需要、變更榜樣、變更思想、變更理由。讀者應該已經笑起來了！汪暉隻把勒文森的“梁啟超”換成“魯迅”，其他便“幾乎”是原原本本地抄錄勒文森。這為我上麵的說法提供了證據：
在借助勒文森理論分析魯迅時，汪暉是缺乏“邊界意識”的，是很忽視魯、梁二人的差別的。對李澤厚的剽襲，還是將李的觀點用於對同一對象的研究。對勒文森的剽襲，則是將對一頭熊的認識用於對一隻虎的判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