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個注釋，就可以人我不分嗎？
汪著關於吳稚暉的這一節，是以這樣的一番話結束的（第1279頁）：
……這種常識批判終於要上升到宇宙論的高度，乃是因為隻有在理論上肯定了人與天作為感性物質存在的實在性和合理性，承認了這種存在處於不斷的變化生滅運動的過程之中，才能充分肯定“渴飲而饑食，戴天而履地”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同時，人的日常生活及其方式總有一定目的，遵循一定的規範和秩序，因之在理論上也就得去尋找、探討、論證這種普遍規則、秩序和目的（認識論）。[169]在討論宋明理學對佛老二氏的批判時，許多思想史家都已經論證過理學家的鬥爭策略，即力圖在有限的、感性的、現實的（也是世俗的、常識的）倫常物理中，去尋求和論證超越這有限、感性、現象的無限、理性和本體。這樣也就逐漸地把規律、程序、目的從物質世界中抽象出來當作主宰、支配、統治後者的東西了。吳稚暉堅持他的物質一元論，從宇宙論的高度論證不存在物質世界之上的主宰、規範與秩序，後者隻是作為物質自身的特性而存在。從這一意義上，吳稚暉的確是反理學的，但他是用一種新理學來反抗和替代舊理學；他把宇宙的物質特性作為規則抽象出來，要求人們服從它的指導與製約，從而以最為明確而簡單的方式將天理觀替換為公理世界觀。這段話沒有冒號、沒有引號，也沒有說明從何處開始參考李澤厚。隻在前麵一小半處，做了一個注釋：“李澤厚：
《中國古代思想史論》，頁226。”依常理，注釋標記[169]以前的話，是參考了李澤厚，至於從哪裏開始這“參考”，汪暉沒說，在此也不深究。而注釋標記[169]以後的話（以加粗字排出——編者注），當然就不再與李澤厚有關，而是汪暉在表達自己的觀點。汪暉未注明引用的是《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的哪種版本。我“握有”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的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該書第225—226頁有這樣的論述：
……宋儒的“心性之學”實際進行的本是這種常識批判，但正因為宋儒把這種世俗的常識批判與宇宙論直接聯係起來，這就使批判上升到超常識的“天人之際”的高度。這就是說，既然人都要吃飯穿衣，“戴天履地”，那就得在理論上也承認和肯定“天”與“人”作為感性物質存在的實在性和合理性，承認和肯定這種存在確實處在不斷的運動、變化和生滅之中（宇宙論）。同時，人的穿衣吃飯“戴天履地”總具有一定的目的，遵循一定的規範和秩序，因之在理論上也就得努力去尋找、探求、論證這種普遍必然的規範、秩序和目的（認識論）。這即是要求在有限的、感性的、現實的（也是世俗的、常識的）倫常物理中，去尋求和論證超越這有限、感性、現象的無限、理性和本體。因為在理學家們看來，正是這種規律、秩序和目的作為本體，支配著和主宰著自然和人們的感性現實世界。這樣，也就逐漸把規律、程序、目的從物質世界中抽象出來當作主宰、支配、統治後者的東西了。這種思辨行程，在中西哲學史上並不罕見，張載及宋明理學這裏的特點在於，由於他們理論的實質軸心是人性論，就把這問題更加凸了出來：
即是說，他們有意識地把特定社會的既定秩序、規範、法則（後期封建製度）當成了統治宇宙的無上法則。把汪暉那段話中的加粗部分與李澤厚這段話中的加粗部分一對照，我們便不難看出，汪著注釋標記以後的一些話，也還是李澤厚的觀點，汪暉卻要當作自己的觀點表達。當然，在把這些話當作自己的話表達前，汪暉寫了一句“許多思想史家都已經論證過”。這意在表明下麵所說的是一種“常識”。但既是常識，就應該用自己的語言表達，可汪暉筆下寫出的，分明許多是李澤厚的原話。在這裏，汪暉先把李澤厚的話變成“許多思想史家”的話，然後再把“許多思想史家的話”變成自己的話。這其實仍然是一種半借半拿。
至於先套用柯林伍德評說西方思想家的觀點評說吳稚暉，後又套用李澤厚評說宋明理學的話語解釋吳稚暉，就讓我不知道吳稚暉到底是何方神聖了。
在靳大成先生喝教下，我學習了汪暉先生《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的這一小節，就產生了這麼多疑問。限於篇幅，這裏表達的，隻是一部分。我不知道汪暉先生、靳大成先生能否解答我的這些疑問？如果兩位先生認為有必要，我也可一頁一頁地研讀，一節一節地梳理。同時還想問一下汪暉此書的責任編輯舒煒先生：
買了貴社出版的這樣一套書，可以退貨嗎？
（原載於《南方周末》2010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