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初期，統治者所采取的相對寬鬆的文化政策推進了先秦諸子思想的再度活躍。吸取百家之長並各有所宗構成了這一時期的學術思想特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正是這一時代的主題。《淮南子》就是在這一思想背景下產生的。《淮南子》以道家思想為宗，融合各家之長，對當時的社會和學術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試圖形成融貫各科知識為一體的龐大的思想體係，從而構成了中國古代博大寬容傳統文化的一部分。
《淮南子》不僅是漢代思想史上也是道家發展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淮南子》的作者在當時已意識到道家自身理論的局限，一方麵堅持道家的基本觀念，並運用曆史實踐進行驗證；另一方麵又進行理論上的創建，在建立新體係時吸收百家之長，注重與現實結合，通過對先秦道家概念、範疇的重新界定，重新闡發了道家經典的內涵，開拓了道家發展的新途徑。《淮南子》試圖確立道家在修身治世中的指導地位和在諸子學說中的主導地位，並對先秦及漢初道家思想進行了總結，從而將道家思想推向了時代思潮發展的頂峰。
姚舜欽先生在《秦漢哲學史?自序》中認為：“雖自秦統一以後，哲學已轉變傾向，不若以前的引人注意；但其影響後世之深切，或猶甚於先秦哲學。此轉變的樞紐，即在秦漢。”秦漢哲學不僅汲取並融合了先秦諸子的思想，而且對以後的學術發展路向起了奠基作用，因此秦漢哲學具有承前啟後的曆史地位。陳啟雲先生的《兩漢思想文化史的宏觀意義》一文首先指出了“思想文化史”一詞的由來，“思想文化史是一新綜合名詞，代表了西方近百年來由哲學史或‘曆史哲學’發展到思想史和觀念史，再發展出綜合性的‘心態史’（History of Mentality）和思想文化史，而走上思想史和‘文化史’彙合的史學趨勢”，“思想文化史著重思想和文化的關係，與著重哲學思想的哲學史和著重特殊觀念的觀念史不同。”並由此分析中國在此方麵的研究曆程，認為“近百年來，中國學者對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大致也是沿著哲學史→思想史→思想文化史的趨向發展”。這就透露出中西思想研究的某些一致的動向，學術研究的範圍在逐步擴大，單就某一領域往往不能完全說明所要考察的對象，若再現研究對象較為真實的麵貌，必須綜合分析當時的各種曆史情境，思想文化背景往往是新思想產生的基礎和依托。這在研究中是無法回避、難以繞過的。哲學與時代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沒有當時的思想背景，就不可能滋生出這樣的思想精華，因此，它不可能完全超越時代的局限，這是思想的繼承性。任何一種有價值思想的產生都具有繼承和超越這兩種屬性。繼承是聯係新舊思想的紐帶，它不是無源之水，而是在前人思想的基礎上有選擇地吸收前人思想的有益成分；其超越性就是克服了前人思想的時代認識局限，在新的時代環境下，揚棄陳舊思想，賦予新的認識，因此，超越體現了某種發展和進步。從分析曆史背景往往能夠把握哲學思想產生的思想脈絡，有著特定的思想淵源，從而理出思想自身發展的內在邏輯。這兩條線索是一般與特殊的綜合產物。研究某一特殊的對象，就必須首先清晰地把握它的曆史背景，這是最基本的方法和路徑。對《淮南子》思想的研究同樣是遵循著這樣的原則與方法，必須考慮到已有的學術背景和當時的社會思想背景，形成一立體的思維向度，才能較深刻全麵把握其思想的真實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