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幾十年的休養生息使經濟呈現出繁榮的局麵，為文化的興盛提供了物質前提。而寬鬆、多元開放的思想局麵及藩國的養士之風促進了文化學術的活躍，是時代精神所向。主張君主無為是希望中央能放權於地方諸侯，以求有自由生存發展的空間，是現實的統治階層內部政權鬥爭在思想領域中的反映。秦始皇“焚書坑儒”和偏重法家之術的政策造成了戰國百家爭鳴的中止，漢王朝吸收秦亡的教訓，注重發展文化事業。漢惠帝廢“挾書律”，文景之時廣開獻書之徑，注重搜求先秦古籍，並設立博士。統治者的大力提倡客觀上促進了學術的繁榮，諸子思想重又活躍。諸子之學雖存在，但除儒道之外，其餘各家並沒有形成聲勢較大的獨立派別，而隻是作為思想資源供學者從不同的角度汲取。齊、吳、淮南、河間等地方在當時一度成為學術活動的中心，“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召賓客以千數”，《淮南子》中也反映了這一狀況，“造劉氏之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
淮南國地處楚地，是南方道家盛行之地。都城壽春曾是春秋戰國蔡、楚的國都。楚國的四個王即考烈王、幽王、哀王、王負芻在此建都十九年。而戰國四君子之一的春申君黃歇相楚二十五年，門客數千，對發展和保存楚文化起了很好的奠基作用。
劉安（前179―前122），生於文帝即位年，死於武帝元狩元年十月，曆文、景、武三代。劉安喜好老莊，《史記》一百一十八卷《淮南衡山列傳》：“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劉安施德於民，安撫百姓，與其他一些驕奢淫逸的諸侯王有明顯的不同。在國內的各項建設中，史書記載不詳，但多言其重視文化建設。劉安承楚文化之遺風，實行了開放性的人才政策，因此歸之者如流，招致數千賓客，聚集了大批的豪傑文士，活躍了楚地的文化。《漢書?藝文誌》載：“淮南王賦八十三篇。淮王群臣賦四十四篇。淮南歌詩四篇。”淮南王劉安有超群出眾的辭賦天才。高誘在《淮南子?敘目》說到：“安為辨達，善屬文……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號曰鴻烈。”《淮南子》有儒家學者如大山、小山之徒的參與，“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說明劉安在文化建設上非常重視儒學，著書不離道德仁義。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裏，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遊。
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
大夫曰：“……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遊士，山東儒墨鹹聚於江、淮之間，講議集論，著書數十篇，然卒於背義之臣，謀叛逆，誅及宗族”。
夫齊魯之閑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鹹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
漢初活躍於漢中央及諸侯國的文士多數是來自山東齊魯的儒墨之徒。這些學者多集中於地處江淮的淮南國，很大程度上與淮南王本人的愛好和重視文化建設有直接的關係。司馬遷將劉安與劉德二者相對比，是為凸顯劉德在收集先秦古文獻中作出的實實在在的重大功績，但《史記》竟然未及劉安及其門客所著文章，隻是對劉安的謀反經過作了詳細的記載，這有可能帶有司馬遷對淮南王劉安個人的某些成見。而《漢書》對不過問政事一心隻收集整理古籍的劉德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但未記載劉德是否有著作流傳於世。由此看出，淮南學派的治學方向與之不同，前者較為關注現實，注重著書立說。
漢初學術思想的活躍，是從總結秦亡教訓批判法家開始，而漢政府取消諸子學說也是從法家開始的。漢初諸侯國的相對獨立和養士之風的盛行為諸子學說的活躍提供了溫床，在這一時期，諸子之間相絀與相用並存。漢代的儒家學者已注意到吸收道家的無為而治的觀念，《新語》中有《無為》、《道基》等道家思想較濃厚的篇章，對於將“儒家的主張和道家式的思考一體化”的陸賈，若從其思想的整體分析來看，他“還是董仲舒等前漢儒學的先驅，隻是持有比董仲舒更柔軟的思想的儒者”。董仲舒也有無為的觀念，如“無為致太平，若神氣自通於淵”。隨著諸侯勢力的衰弱，諸子思想逐步失去存在的現實基礎。政府逐步提升儒學生徒的地位，使天下學士從之如流。而《淮南子》隻反對縱橫家和苛刻的法家。中央對待諸子的策略是由罷縱橫家、法家再到黃老刑名以至完全取消百家三步驟，最終確立了儒學的獨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