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哲學史上，“知”是認識論中的一個重要範疇，而“智”除了作為倫理道德的範疇外，它作為一種思維能力也是認識論的重要範疇。知與智之間並沒有嚴格的界限，知有時可作為智使用。在先秦，墨家對知與智已經有了深刻的認識。“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墨子?經上》：“知，接也”，“明也。”即智。《墨子?經說上》：“知，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若見。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知是描述事物的外貌，而智是由知所獲得對事物的本質認識，知是感性認識，是在與事物的接觸中產生的，而智是感性認識基礎之上的理性認識，因此智是在論述知的基礎上產生的，是對知的進一步深化，是對事物的深刻認識。《莊子?庚桑楚》：“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第二個“知”即智，是在前一“知”的基礎上的籌劃，具有謀略的內涵。莊子認為這不是自然之知，因此提出“至知不謀”，這是道家竭力反智的一個重要原因。荀子明確區分了知與智：“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人具有認識的能力，當人的這種能力與外界客觀事物接觸時，才會有感性認識的產生。對這些知進行綜合並且能符合實際情況，由此得到的較為正確的認識就是智。“故治之要在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當內心專一，不為外物所幹擾，則會達到對真理的認識，而心具有認識的功能。《淮南子》同樣指出，心具有認識的能力，“且人之情，耳目應感動，心誌知憂樂……所以與物接也”，肯定知是在與外物的接觸中產生的，並指出了心在認識中的獨特的重要作用。
在關於對道的認識問題上，《淮南子》認為在道的麵前，人的一切所為都是不足的，人對本體之道是無從把握的，道不是通過理性思維所能獲得的。“天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尚與人化，知不能得”，“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眾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亂，智弗能解也；毀譽萌生，而明不能照也”。天道可知，但不是由窺牖得到的。因此反對用心、用智。但在實際中又給予智很重要的位置。“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乘眾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眾人之力，則無不勝也”，這是吸取儒家對智的看法，把智作為聖明的一個重要內容。
《淮南子》在對智和知識的態度上有矛盾。知識是由人獲得的，但知識一旦形成，則製約著人類的思維。而道的至上性使君子與聖人都無能違逆，隻能順從。在得道麵前，無貴賤之分，自然的懲罰也無分貴賤。在認識和利用自然規律時，《淮南子》主張因循的原則，即因循事物內在的規律。這就由老子的具有總綱式的“法自然”推向應用上的依據每一事物的不同而遵循的“因自然”。“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於公”，道與智是對立的。智表現為機巧和私心，依道則公，且與民眾的利益是一致的。“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知故不載焉。是故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兵莫?於誌，而莫邪為下；寇莫大於陰陽，而?鼓為小”，“居智所為，行智所之，事智所秉，動智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居、行、事、動時無智則無道，道智相連，智是道的核心。此處的智是指理性認識。對智給予了積極的肯定，試圖把智納入道的認識範圍。智有智慧和機巧之心，即大智與小智之別，《淮南子》讚同大智，主張要通曉萬物之所以然，認為大智與道相合，小智則與道對立。“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慧不足以大寧，智不足以安危，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修其道也。”道與智慧、聰明是對立的。
以上對道與智的關係截然不同的態度表明儒道思想在漢初對這一問題仍存在著分歧甚至對立的狀況。“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智欲員者，環複轉運，終始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響應也……智員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鮮者約所持也”。智對知有指導作用。“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叫呼仿佛，默然自得。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小大修短，各有其具，萬物之至，騰踴肴亂而不失其數”，萬物在鏡之前能夠完全顯現，這是因為沒有“智”的阻隔，因此智是對知的誤導。當物呈現於麵前時，精神則會作出反應，相應的知覺開始運動，知覺與外物相接觸就會有好憎情感的產生，由此知覺被外物所左右，難於返回到自然之性。物與人之性是內外關係，若不堅守內在本性則會遺失。而達道之人不論外界如何變動都不會改變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