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自然現實的人，具有雙重的本性，即生命本原的自然性和作為獨立個體的自主性。因此人性既有先天規定性的一麵，更有後天自我創造性的一麵。後者使人具有了超越自然生命的本性，即具有超越生命的局限，當人失去自主性時，必然受外界的各種支配，從而也就失去了自身生存的價值與意義。此外，人是一種群居性的動物，作為社會共同體的一員，個體還具有社會性。自然性、自主性與社會性構成了一個完整意義上的人。因此，道家異化觀念的產生是人類對自身行為的自覺反省，是人性自我覺醒的重要標誌。
在人性論史上，告子的“生之謂性”，是一對事實問題進行判定的命題。老子的無名之“樸”是不可分析的整體存在，是對道的原初形態特征的一種描述，因此樸有時就指代道，“樸散為器”。就對道的認識而言，道是不能用概念的抽象推理形式去認識，隻能對其進行直覺地體悟，即“體道”。道體現在人性上，人性也因此具有了淳樸的特征。戰國時期的儒家就有了對善惡道德的人格、價值問題的探討。孟子力主性善論，而莊、荀從自然的角度都有將人性與生物之性等同的傾向，但莊子是自然的人性論，荀子則得出性惡論。由“生之謂性”到賦予其道德的內涵，是對人的社會性認識的升華，是對人的優越性的理性自覺認識的體現。儒道人性論都有由性到心的認識過程，由對人性本端的探究與爭論深入到對人性後天的修養上，即注重心的自覺能動性的方向。道家不以善惡道德觀界定人性的實質內涵，而是從自然恬靜的角度去規定人性的本質，體現了儒道二家各異的思想特質，即倫理與自然的分別，亦即先天與後天之別。性是自然的性質和能力，當人的自然的本性得以充分自由的發展，才表現為德。道家認為，就本原來說，人性源於道性。性與道德具有內在不可分割的聯係，人之道德是本於人性而生的，因此人性的完善在於得道。道是靜的，人性由此也具有了這種特點。外在可以改變，但玄學否認外界的介入，認為自性如此。玄學的體驗方法是通過主體的內在活動消除主客內外的對立，從而達到人與自然的本體上的合一。道雖是超言絕象的，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與道最終應是合一的，因此，“道”非孤懸的，道最終成為因人而有意義的一種形而上的存在。道的最終意義是落實在人身上。
道家對宇宙的終極關懷落實於人道，其思維方式是推天道以明人道。人道問題就是對生命的關注，包括個體的生存現狀（全身、處世、養生等）、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對生命存在的剖析，逐步下滑，落實到帝王之治的上麵。這是從原本意義上尋求解決的途徑，是以人為解決社會問題的出發點。“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因此人事仍以自然之道為最高原則。作為道家思想在漢代發展的重要著作《淮南子》，其人性思想是以先秦道家的自然人性論為本，且麵向現實，部分地吸收了儒家的人性學說。另外《淮南子》對人之性，增加了脾氣、性格、能力等具體內容，使其人性論較先秦道家來說呈現出既豐富又矛盾的狀態。
《淮南子》首先指出人性對於人的意義。“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鬥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鬥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這是以暗喻的方式說明人性對指導人生的進程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沒有人性則人無法自立於世。人性顯現時，人才能觀照自身，人性被蒙蔽時則失去了靜的本性，人就會為外界所迷惑。當人之性不受外界影響時，人們才能保持其清淨的本性。
其次，論述了人性的內涵。《淮南子》以靜論性，因為道的本質是靜。“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製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製，其舉錯不惑”，“水之性真清而土汩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視清淨恬愉為人性本質的規定性與原則，而人性會受到外界的影響，因此人性主要靠自養維護。養性首先要知人之本性，依此，養性才能按照正確的途徑進行。“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自然所賦予的人性具有靜的特點，若受外界的影響則會損害靜之性。因此，人之性在生命不斷成長的過程中，在受外物的誘惑時會產生感情上的波動，心逐外化，難免逐步減損純真恬靜的本性，隻有表麵上隨外物的變化而變化，適應外界的生存環境，而內心堅守本性，才不會失去自我，不會泯滅天理。“內不失其情”就是認為情是內在於人的，這是對情的肯定。
《淮南子》以聖人為例說明如何保持本性，“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道家化的聖人生活簡樸，不貪求物質上的享受，以全性為本，不因擁有或失去天下而改變自己的本性，視天下為身外之物。“夫聖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夢，其覺不憂”，性與神是生命中最本質的東西，聖人之心依賴於性與神的扶持，才能使萬物無係於心，生命才能有始有終。“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樂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從人性的角度分析了人性與道德仁義的關係。人性與自然道德相隨，仁義禮樂、是非、珠玉都是衰世的產物，末世中人們所重視和運用的與早期的道德和純樸的生活樣態相矛盾。“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說明仁義是後天的，仁義的出現是自然人性喪失的結果，因此，仁義之仁是外在於道家所謂的人性，而不是人性本有的內涵。“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幹。故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蹠，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準，傴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各安其性”說明人性是不同的，此性就不是天賦的自然齊一的人性，而是認為人性中存在著個體的差異。“各有所宜”就是肯定了個體間的差異，但主張要適宜個體特點的不同，人性的平等和齊同性的標準就體現在“宜”，即適合於自己，以提供給每一個體適合各自發展的生存空間，使人人都能遂性充分自由地發揮自己的能力或潛力。這樣才能各安其位，各盡所長。此人性不是指清淨恬愉之人性，而是包括每一個體的各自特征的內容。“齊性”論是站在個體的立場，尊重個體差異的前提下，從適於每一個體實際情況下提出的看待人性的觀點。而不是如儒家按照統治階層意願用人為製定的倫理道德規範約束個體，以維護社會整體的有序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