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從人與道、名與道的關係中揭示人在實際生活中應采取的態度：
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有智而無為，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為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為正也。故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偽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故世有盛名，則衰之日至矣。
唯滅跡於無為，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為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為害始，福則為禍先。唯不求利者為無害，唯不求福者為無禍……道勝，則人無事矣。
人莫得自恣，則道勝，道勝而理達矣，故反於無為。
人與道是對立而不是並顯的關係，自然、無事無為則與道同在。道高於人，人是有限的生命體，人的生命和認識範圍、能力都是極為有限的。道是產生人和萬物的最終根源，萬物最終又複歸於道，道又是無窮的，並能夠貫通於萬物之中。因此，人的行為應符合道、順從道而不能與道爭。
《淮南子》從身治與道的關係展開論述。“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道者，不失時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為而天下遠，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誌；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誌，故廉而能樂，靜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自身以上，至於荒芒爾遠矣，自死而天下無窮爾滔矣，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千歲，浮遊不過三日，以浮遊而為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天人聯係的橋梁就是“德”。認為人應以追求道德為樂，則名利之擾自然遠去。這樣才不會迷失自己，才能與其論道。視名利與天下都是身外之物事，隻有舍棄，才有得道的可能。並且認為天下的治與亂自有定數，憂慮無濟於事，隻有安於自身之治，並以此為樂，才能與之言道。因此，得道的關鍵是從自身做起。
《淮南子》將治身與治國相聯，身國並論，試圖為治國尋求理論依據。這是對身國同構、身國同治觀念的進一步發揮。“身者，國之本也”，從個人與國家的關係看，無身則國不存。“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治國注重教化如同治身注重精神境界的提升，精神是人之為人的根本，而教化是治理國家優劣的關鍵，是治之本。“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詹何曰：‘未嚐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嚐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為方；規不正，不可以為圓；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也”，自信就不會受外在因素的影響而改變自己的看法和態度，滿足於自身的現狀就不會為外在的權勢或功利所引誘，所以治國的起點和關鍵就是從治身開始。
《淮南子》中多次提到規與矩，二者作為衡量的標準器具，隻有自身端正無差錯才能成為衡量其他物品的尺度。人之身猶如規矩，隻有身正才能具有矯正他人的資格。作為一國之君，要統馭官吏和萬民，同樣首要的是要從自身的各個方麵審視自己，使言行達到當時人們所稱道的標準，才能成為世人的楷模。若每個人都以身作則，做到自律，那麼整個社會就會實現無製而治。“是故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道不是獨存無依的，道的品性是通過人的體驗才能顯現和獲得，而道的境界是通過個體的修行才能達到的，得道後言行才不會有偏頗，最終實現身道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