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重視“因”，“因”是無為的具體化原則，將其運用於自然和一切社會人事活動中去。因此，《淮南子》的無為思想著重通過因循的方式進行的，使無為這一抽象而含糊的概念具體化、實用化，與現實功業逐步聯係起來。“無為”、“一”、“道”在《淮南子》中是三位一體的，一與無為是道的表現，二者是應道而生，是道的運用。《淮南子》從道的根源上，將“道”與“一”、“無為”統一起來，從而將治國理論更加係統化、精細化，而重“一”是源於實現社會一統的時代需要而產生的。
儒道思想相抗相補，從而使整合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融合必須有理論上的依據，《淮南子》從本末關係上確立了儒道法三家的地位。認為道德包括仁義，而道德為本，仁義為末；“法生於義”，將法置於儒家之下，仁義為本，法度為末，且以道統法。從而形成由道而儒再到法的層層有序的治理思想體係。另外，《淮南子》又從自然的角度引自然入法和引自然入禮，試圖為禮和法尋求本體上最高的和最合理的依據，從而使法家、儒家觀念成為道家的思想發展的資源，實現儒道法的融合。此外，融合還表現在對仁義的重視。《淮南子》一方麵將道德與仁義截然對立，但另一方麵又從人性方麵吸收了儒家的仁義觀念作為人性的內容，“人之性有仁義之資”，將道家原本認為屬於外在於人的社會道德化為人的內在的本質，有仁性先驗的觀念。並且肯定學習對人性具有促進作用。漢代強調教育在對人性的改變、風俗的轉變及改造社會和管理國家的決定性作用，這在《淮南子》中也有所反映，與當時急迫需要解決的政治現實問題有關。《淮南子》認為道德建設應注重道德的自覺而不是道德的外在強製。禮俗和製度的製定都應以因循人性為標準，以禮義治國，是將儒家倫理觀念運用於政治領域，通過政權的力量實現了道德最高教化的目的。因此，這就構成了《淮南子》以道家理論開始，而以儒道結合治世結束所呈現出既有融合又有矛盾的思想複合體。從《呂氏春秋》、《淮南子》再到魏晉玄學，它們都不同程度的對儒家仁義道德進行了批判，顯示出道家獨特的思想特質。同時又都意識到儒家思想作為對治世的手段是必備的資源，於是又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吸收與利用。《呂氏春秋》則高舉孝道，作為治國之本，凸顯其儒家的內涵；《淮南子》甚至提出“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但基本上仍堅持道德為本、仁義為末的一貫主張；魏晉玄學則更進一步，直接用道家的自然本體論論證儒家名教的天然合理性，提出“名教即自然”，從而在理論上為名教尋找到了存在的最終依據，實現了儒道的真正融合。
《淮南子》融攝各家思想精華的意識對當代多元文化的建設有啟發意義；它的有機整體自然觀的思維方式對如何看待和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有借鑒作用；其因循自然以行事、以道治國的真知灼見至今仍具有現實的實踐功能；它們包含的豐富的人生哲理和大量的對自然宇宙探索的科學史料，對了解當時科學及認識水平以及生活狀況亦有重要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