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三藏取經記》者，實是我的成簣堂的插架中之一，而《取經詩話》的袖珍本，則是故三浦觀樹將軍的珍藏。這兩書，是都由明慧上人和紅葉廣知於世，從京都栂尾高山寺散出的。看那書中的高山寺的印記，又看高山寺藏書目錄，都證明著如此。
這不但作為宋槧的稀本；作為宋代所著的說話本（日本之所謂言文一致體），也最可珍重的的罷。然而魯迅氏卻輕輕地斷定道，"此書或為元人撰，未可知矣。"過於太早計了。魯迅氏未見這兩書的原板，所以不知究竟，倘一見，則其為宋槧，決不容疑。其紙質，其墨色，其字體，無不皆然。不僅因為張家是宋時的臨安的書鋪。
加之，至於成簣堂的《取經記》，則有著可以說是宋版的特色的闕字。好個羅振玉氏，於此早已覺到了。
皆（三浦本，成簣堂本）為高山寺舊藏。而此本（成簣堂藏《取經記》）刊刻尤精，書中栂字作栂，敬字缺末筆，蓋亦宋槧也。（《雪堂校刊群書敘錄》）想魯迅氏未讀羅氏此文，所以疑是或為元人之作的罷。即使世間多不可思議事，元人著作的宋刻，是未必有可以存在的理由的。
羅振玉氏對於此書，曾這樣說。宋代平話，舊但有《宣和遺事》而已。近年若《五代平話》，《京本小說》，漸有重刊本。宋人平話之傳於人間者，至是遂得四種。因為是斯學界中如此重要的書籍，所以明白其真相，未必一定是無用之業罷。
總之，蘇峰氏的意思，無非在證明《三藏取經記》等是宋槧。其論據有三--一紙墨字體是宋；二宋諱缺筆（6）；三羅振玉（7）氏說是宋刻。
說起來也慚愧，我雖然草草編了一本《小說史略》，而家無儲書，罕見舊刻，所用為資料的，幾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於是石印本，序跋及撰人名，往往缺失，所以漏略錯誤，一定很多。但《三藏法師取經記》及《詩話》兩種，所見的卻是羅氏影印本，紙墨雖新，而字體和缺筆是看得出的。那後麵就有羅跋，正不必再求之於《雪堂校刊群書敘錄》，我所謂"世因以為宋刊"，即指羅跋而言。現在蘇峰氏所舉的三證中，除紙墨因確未目睹，無從然否外，其餘二事，則那時便已不足使我信受，因此就不免"疑"起來了。
某朝諱缺筆是某朝刻本，是藏書家考定版本的初步秘訣，隻要稍看過幾部舊書的人，大抵知道的。何況缺筆的栂字的怎樣地觸目。但我卻以為這並不足以確定為宋本。前朝的缺筆字，因為故意或習慣，也可以沿至後一朝。例如我們民國已至十五年了，而遺老們所刻的書，驚字還"敬缺末筆"。非遺老們所刻的書，儀字玄字也常常缺筆，或者以甯代儀，以元代玄。這都是在民國而諱清諱；不足為清朝刻本的證據。京師圖書館所藏的《易林注》（8）殘本（現有影印本，在《四部叢刊》中），甯字儀字都缺筆的，紙質，墨色，字體，都似宋；而且是蝶裝（9），繆荃蓀（10）氏便定為宋本。但細看內容，卻引用著陰時夫的《韻府群玉》（11），而陰時夫則是道道地地的元人。所以我以為不能據缺筆字便確定為某朝刻，尤其是當時視為無足重輕的小說和劇曲之類。
羅氏的論斷，在日本或者很被引為典據罷，但我卻並不盡信奉，不但書跋，連書畫金石的題跋，無不皆然。即如羅氏所舉宋代平話四種中，《宣和遺事》（12）我也定為元人作，但這並非我的輕輕斷定，是根據了明人胡應麟（13）氏所說的。而且那書是抄撮而成，文言和白話都有，也不盡是"平話"。
我的看書，和藏書家稍不同，是不盡相信缺筆，抬頭，以及羅氏題跋的。因此那時便疑；隻是疑，所以說"或"，說"未可知"。我並非想要唐突宋槧和收藏者，即使如何廓大其冒昧，似乎也不過輕疑而已，至於"輕輕地斷定"，則殆未也。
但在未有更確的證明之前，我的"疑"是存在的。待證明之後，就成為這樣的事：魯迅疑是元刻，為元人作；今確是宋槧，故為宋人作。無論如何，蘇峰氏所豫想的"元人著作的宋版"這滑稽劇，是未必能夠開演的。
然而在考辨的文字中雜入一點滑稽輕薄的論調，每容易迷眩一般讀者，使之失去冷靜，墜入彀中，所以我便譯出，並略加說明，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