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作為儒家綱常禮教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曆代統治者所提倡，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後不僅以身作則，更是將其作為維護自己統治的一種手段。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治理國家的不是法製而是皇帝，雖然“罪有常刑”，但至高無上的皇帝是超乎法律之上的最高裁判者，朱元璋處理孝子“代父受刑”這類案件時，在不危害國家統治的範圍內，還是更偏向於“以孝屈法”，希望孝子們在孝親的同時能夠忠於明王朝，為皇帝盡大孝。正是因為他在明初奠定了這種基調，自此之後的曆朝皇帝為了顯示自己的仁愛之心，對因孝而犯法的人常常都是網開一麵，將“孝治”思想滲透進封建國家的司法領域。
三、張居正身陷“奪情風波”
隆慶六年（1572），穆宗駕崩，年僅10歲的朱翊鈞即位，次年改元萬曆，身為帝師的張居正隨之取代高拱榮登首輔之位。此時明王朝經過兩百多年的風風雨雨，已是百病叢生，危機四伏，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張居正以其非凡的智慧和魄力，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推行萬曆新政，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獲生機。正當改革進行得如火如荼之時，父親的突然離世，使張居正陷入了一場激烈的“奪情風波”，成為他政治生涯的轉折點。
萬曆五年(1577)，是新政推行的第五個年頭，經過整飭吏治、實行考成法、整頓驛遞、厘清稅製等一係列改革，萬曆王朝的財政狀況有了根本性的好轉。正在張居正要將改革進一步深化之際，突然接到了老家江陵的來信，得到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張居正的父親張老太爺已經仙逝。按照明朝禮製以及《大明律》的規定，張居正應該立即辭官回鄉守製三年，也就是所謂的“丁憂”。萬曆皇帝和一些官員從國家政治需要的立場出發，主張張居正“奪情”，按照明代的規定，如果遇到軍事或其他特殊原因，由皇帝特別批準，可以為國家奪取孝親之情，不必棄官去職。但明朝自建國以來，一直大力提倡孝道，大多數官員都能夠遵循祖製丁憂守喪，特別是到了嘉靖年間，如果有人提出“奪情”，就會被看作是禽獸不如，說起來，這全拜孝子楊廷和所賜，他在正德年間任首輔時，父親去世，他無視正德皇帝多次的“奪情”旨意，堅持回鄉守滿了三年喪期才再次回京任職，從此楊廷和就被士大夫視為盡孝楷模。
楊廷和的名聲實在太大，有了這位孝子官員在先，加上當時許多人早已看不慣首輔大人的跋扈，因此朝中大部分官員從維護儒家禮製和國家法度的立場出發，主張張居正回鄉守製。於是，雙方各有各的道理，互不相讓，掀起了一場“奪情風波”，而這場風波的當事人張居正也在此刻陷入了深深的矛盾與糾結中。
在接到父親噩耗不久後，張居正便上疏請求回鄉守製。但在這個關鍵時候，朱翊鈞母子怎能離得開首輔大臣？於是在接到張居正的上疏後，萬曆皇帝便下詔不許他回鄉守製。其實，張居正內心也十分矛盾，雖然因為外出做官，他已經十九年沒有見過父親，父親臨終前也沒能侍奉身旁，但於公於私他都不願意在這個時候回鄉，當時他任首輔五年，而在內閣做官已經有十一年之久，經曆了太多的明爭暗鬥，他深知今日的首輔之位和眼前的安定來之不易，他也不是沒見過那些“丁憂”歸來的官員大多沒有起色，而且在改革的過程中，自己樹立了許多政敵，如果這次回鄉守製，三年後再回到京師，還能不能再成為首輔，也尚未可知。此外，自己一手推行的改革正處於關鍵時期，他擔心自己一旦回鄉守製，所有的努力都將前功盡棄。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在接到萬曆皇帝主張“奪情”的聖旨後，張居正便決定順水推舟，雖然《大明律》關於丁憂的規定中明確提出“奪情不用此律”，但畢竟還是有違禮製，為了堵住那些言官士大夫的閑言碎語，他又多次上疏乞歸。
很快，張居正又上了一道《再乞守製疏》，意思是他今年才53歲，“丁憂”的時間實際也不過二十七個月，到時候身體如果還健康，隻要皇上不嫌棄，再召回任用也不遲。此時的朱翊鈞隻有一個念頭，那就是不能讓先生離開，於是他再次下旨：“我幼年即位，全靠先生您的輔佐才能到今天，片刻都離不開您，怎麼能讓您離開三年呢？”很明顯，萬曆皇帝是肯定不會讓張居正回鄉守製的，並對另外兩位輔臣張四維和呂調陽說即使張居正再上百道奏疏，也決不同意。就這樣，經過幾辭幾留，張居正“奪情”的事情算是定了下來，而朝臣中的分歧和爭論也就由此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