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部侍郎李幼孜平時就對首輔大人百般奉承，皇上的“奪情”旨意一下，他更是迫不及待地表示讚成。還有宮中大太監馮保，他可是張居正的“好夥伴”，可以說，張居正和馮保的親密合作就意味著朝官與宦官的相安無事，如果張居正回鄉守製，誰敢保證下一任首輔能否和馮保合作，因此，馮保也不想讓張居正回鄉守製。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在仕途上依賴張居正的官員也為張居正的“奪情”造勢。
支持的人固然不少，可更多的官員或出於對儒家禮教的維護，或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堅決反對張居正“奪情”。他們提出張居正此前由於忙於政事，十九年沒有回家探望過父母，已經是大不孝，如今不回鄉守製更是違背孝道倫理，況且張居正身為萬眾敬仰的首輔，帶頭違反祖製，會破壞“百善孝為先”的社會風氣，動搖國家根基。恰恰在這個時候，天空出現彗星，在當時是被認為不祥的征兆，朝中開始傳言說這是因為張居正“奪情”，遭到了天譴。翰林院編修吳中行率先上疏，這位翰林後進和張居正有師生之誼，但此時他認為“奪情”不合人倫情理，也不合義理法度，提議張居正回鄉奔喪；隨後翰林院編修趙用賢再上疏，請令張居正歸葬父親，事畢回朝；刑部員外郎艾穆和主事沈思考又聯名上疏，他們認為“社稷所重，莫如綱常”，張居正身為首輔大臣更應該回鄉守製，以示典範。萬曆皇帝見到這幾人的奏疏，龍顏大怒，以攻擊輔臣的罪名將四人處以明朝對大臣特有的手法——廷杖，殺一儆百，以暴力手段堵住言官的嘴。
淫威之下，還是有不怕死的言官進諫，那就是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他對張居正一向沒有什麼好感，在看到四人被打後，他連續三次上疏反對“奪情”，矛頭直指張居正的諸多過失，認為他與禽獸無異。結果，徹底激怒了萬曆皇帝，當場下旨將鄒元標廷杖八十，發配充軍。為了製止這場“奪情風波”愈演愈烈，萬曆皇帝頒下聖諭指責那些反對“奪情”的人是借著維護綱常的名義，來排擠輔臣，並說“群臣都當助朕留賢，才是同心為國”。在萬曆皇帝恩威並施下，最終壓製住了朝廷的混亂局麵，張居正在職辭俸守製，“奪情風波”才算告一段落。
經過這場風波，違背禮法的張居正在士大夫中的威信和形象一落千丈，但他並沒有采取有效的方式來彌補這件事對他造成的影響，反而走上了一條相反的道路，成為他整個政治生涯的轉折點。“奪情”之後，他認為一部分士大夫不能理解自己的苦心，便借口考察官員，將在這場風波中指責過自己的人相繼罷官；在用人方麵，鑒於曾被自己的門生彈劾，便不再以賢取才，而是憑借個人好惡，選擇那些對他唯命是從的人。從此之後，朝中再也沒人敢和張居正爭論，他變得越來越專權獨斷，聽不進半點逆耳忠言，造成他死後，壓抑許久的政敵紛紛上疏彈劾，不但改革成果付諸東流，自己也落得一個家產抄沒、險遭鞭屍的悲慘下場。
不管張居正是否貪戀權勢，“奪情”之後的確保障了改革的繼續推行，給已值暮年的大明王朝帶來了一絲鮮活的生命力。但明朝重視孝道倫理勝於任何一個朝代，一旦有違背禮製的事情發生，那些早已被儒家禮教洗腦的明朝士大夫總是迅速地群起而攻之。在這場“奪情風波”裏，身為首輔的張居正選擇“奪情”，從法律角度看，顯然沒有觸犯；但就封建禮製而言，卻是公然違背了“丁憂”祖製，這也難怪會招致諸多非議。
雖然說當時處於改革的關鍵期，張居正選擇“奪情”在今天看來於情於理都說得過去，但在當時的士大夫眼裏，百善孝為先，這種行為儼然破壞了一以貫之的“孝治”原則，為禮法所不容，加之他在改革過程中樹敵過多，這場風波才會愈演愈烈，即使最終被壓製，可還是留下了詬病。不得不說，“奪情風波”使張居正性情大變，也是導致這位大政治家、大改革家不得善終的一個重要原因。
四、清朝對“不孝”的法律約束
清朝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個專製主義王朝。入關由一個地方政權變成全國政權後，大量吸收傳統的漢族文化融入自己的統治，對儒家禮教維係統治的重要性也有充分的認識。因此，為了取得漢族人民的支持，他們在血腥的武力鎮壓之外，還采取必要的懷柔政策，繼承了前代的“孝治”原則，運用法律手段對不孝行為進行了種種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