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8月13日，在馬克斯·勃洛特的介紹下，卡夫卡結識了費麗絲·鮑爾。後來，卡夫卡與她兩次訂婚，兩次解除婚約。他們兩人的接觸，斷斷續續一直到1917年，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兩人共寫了500多封信和明信片。1912年8月，卡夫卡的日記寫道：
8月13日，我去勃洛特家裏，費麗絲·鮑爾小姐正坐在桌旁，好像一個女仆，她究竟是什麼人，對此，我並不想急切地知道，我隻是立即做出決定，準備湊合著與她交朋友。她的臉龐清臒，骨骼寬大，這張毫無表情的臉把她表現得一清二楚。她的脖子赤裸著，身上披著一件外衣，從她的裝束上看，她是個十分節儉的人，但我後來知道她並非如此。我挨著她這麼近，以致我們倆在感情上有些疏遠了。我那時是處在一種什麼樣的狀態中呢？我不理解這件大喜事，反正，我是不相信會有這種大喜事的……她的鼻子幾乎是塌下去的，棕色的頭發稍微有些硬，缺少魅力，當我在椅子上坐定時，已經對她有了一個不可磨滅的評價了。
9月20日，也就是在《判決》問世的第二天，卡夫卡第一次往柏林寫信。費麗絲·鮑爾在柏林一家名叫“帕羅格拉芬”的公司裏工作。卡夫卡在信中告訴她，自己想到巴勒斯坦去旅行，其實，這件事對他們倆的關係都不大。費麗絲對這封信隻做了簡短的回答，在這以後的3個星期裏，費麗絲對卡夫卡的來信都表示緘默。後來，卡夫卡想通過馬克斯·勃洛特做工作，爭取費麗絲的回信。卡夫卡給勃洛特寫了-封長信，告訴他自己被一些無聊的事所困擾，得不到別人的安慰。當時，卡夫卡的父母和妹夫聯合開辦了“布拉格第一石棉廠”。他們要求卡夫卡每天下午必須抽空照看工廠。他在信中說道：
我佇立在窗邊，把臉緊緊貼在窗戶的玻璃上，我要是縱身跳下去，肯定會把站在橋頭上收買路錢的人嚇一跳，我很適宜這麼做。可是，在這段時間裏，我覺得自己太堅硬了，所以，把自己摔到路麵上去，摔個粉身碎骨的決心老下不了，這個決心隻停留在表麵上，它沒有決定性地向縱深發展。我也覺得，活著能比死去更好地保證創作的進行。我可以在寫完長篇小洗的開頭部分以後，在14天以後，繼續進行寫作。在這段時間裏，我可以麵對心滿意足的父母親，在工廠裏、在我創作的小說中間自由自在地活動，以這種方法把自己保存下來……不過，到了今天早晨，我對這件事再也不能保持緘默了，我一個個地憎恨他們，我暗中想，我在14天以後，再也不跟他們打招呼了。夜裏，我不是躺在床上，靜靜地入睡的，而是呆在屋外，不停地恨他們，同時，我也恨我自己；可是到了白天，我比晚上更沒有主意。
這段時期，卡夫卡還把自己的一篇日記，稍加改動，作為隨筆以“大聲喧嘩”為名字在《海德爾報》上發表，文章寫道：
我坐在自己的房間裏，這是整座住房喧嘩聲的集中點。我聽到，住房裏的所有房門都在啪啦啪啦地作響，它們發出的嘈雜聲壓倒了人們的腳步聲；我還聽到，有人在廚房裏呼呼地關灶門；爸爸猛地一下衝進我的房子，他還穿著睡衣，急匆匆地走過我的房間。不一會，隔壁的房間裏傳來嚓嚓的扒灰聲；瓦利在前廳一句一字地問爸爸，他的帽子是否已經擦幹淨了；爸爸回答時，發出一股噓噓的聲音，他可能想要同我親近些，可是這麼一來，他的聲音就顯得更亂了。住房上的門鈴響個不停，發出巨大的喧嘩聲，這聲音好像是一個黏膜炎的喉嚨發出來的。一個女人的唱歌聲夾在這巨大的喧嘩聲中，更加嘈雜。緊接著又傳來一陣低沉的男低音，這聲音真有些肆無忌憚。突然，所有的聲音都戛然而止，萬籟俱寂。爸爸走了。現在，一種稍微柔而漫不經心、絕望的嘈雜聲開始了，這聲音是兩隻金絲雀發出來的。金絲雀的叫聲又喚起了以前有過的念頭：我是否應該把門開成一道縫，像蛇一樣爬到隔壁的房間去，跪在我妹妹和她的小鳥麵前，懇求她們安靜下來。
馬克斯·勃洛特收到卡夫卡的信後，立即到卡夫卡父母那裏，反複勸說，讓他們收回了讓卡夫卡每天下午到工廠去的要求。他同時也給費麗絲去了兩封信。因為費麗絲與卡夫卡接觸一段時間以後，發現卡夫卡的舉止行為有些異常，為此她心裏感到很不安。勃洛特在信中懇求她“對弗朗茨近乎病態的多愁善感的狀態多加安慰，應該知道，這是一個不平凡、出眾的人物，人們應該特殊對待他，應該對他表示諒解和親善，幫助他避免一切衝突”。
1912年10月23日，卡夫卡終於收到了費麗絲的回信，從這時起，他倆之間來往書信數量隨即猛增，每月通信達二至三封，有時竟達到四封。在信中，卡夫卡向費麗絲介紹自己的家庭情況和自己今後在創作上的打算，並告訴她有關創作《美國》、《判決》、《變形記》等小說的情況。同時，他也談到了自己的作息時間。我們從中可以了解到，自9月中旬以來，一連幾個月，他的寫作時間不夠，寫作能力因時間的製約而發揮不出來。他開玩笑地稱自己見縫插針的寫作方法為“策略生活”：上午8時到下午2時是辦公時間，下班後他就回家，3時左右午睡，一直到晚上7時半才起床，然後，他或者與朋友一起，或者一個人，去散步一個小時；散步回來同家人一起吃晚飯，晚上11點左右，卡夫卡便開始伏案工作了，他往往工作到第二天淩晨兩三點，有時還要更晚一些。
卡夫卡在剛開始同費麗絲通信後不久，就在一封信中明確地告訴她，即使對她有思念之情，那麼，也是同寫作有關的。在以後的幾個星期裏，隨著卡夫卡同費麗絲關係的不斷密切，他的這些話也越講越明確，越來越直截了當了。卡夫卡認為費麗絲同她的朋友馬克斯·勃洛特一樣，是一個可靠、堅強、平靜和勤勉的人，他可以對她暢所欲言。所以，當費麗絲有一次向卡夫卡暗示說，她自己同卡夫卡所想的完全相反時，卡夫卡便惱火地說，她這是要換一身衣服，並要同他一起來恐嚇她自己。
12月初，卡夫卡通知費麗絲說，他聖誕節不準備去柏林了。這個節日本來是他們倆重逢的一個好機會，然而，卡夫卡卻放棄了這個機會。當時，他正忙於《變形記》的結尾工作，他恐怕外界給他帶來任何麻煩，就在他向費麗絲傾訴衷腸時，他也不忘向她說明：他們倆要結婚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卡夫卡摘錄了一首詩送給費麗絲，詩的名字叫《寒夜裏》：
寒夜裏，我埋頭讀書，
忘記了，這已經是就寢的時間。
繡金的棉被上的芳香，
隻留下淡淡的一片，
爐子裏的火已經熄滅。
我那美麗的女郎，
忍不住一臉的嗔責，
她奪去了我手中的燈盞，
問我：
“你知道，現在是幾點？”
多年來，卡夫卡一直很喜愛這首詩，在卡夫卡給費麗絲的信中，經常談到這首詩，他認為，這首詩極好地注釋了他自己的基本情況。卡夫卡根據這首詩向費麗絲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如果詩中的“女郎”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我”的妻子，詩中所說的那個寒夜僅僅是個例子，它代表了夫婦生活的全部情況，那麼，她將怎樣看待這一切。因為這首詩極準確地反映了卡夫卡進行文學創作的作息時間，他問她如果作為妻子，能否耐得住這種獨守空房的寂寞。
整個1912年，費麗絲除了與卡夫卡相識時在勃洛特家見過一麵之外，再也沒有見過卡夫卡，對她來說，1912年就這樣平平淡淡地過去了。她的心情十分憂鬱，對他們之間的事做了種種揣摩和猜測。對此，卡夫卡也多次說過：“如果我曾經不是因為寫作或者與寫作有關的事情而感到高興過，那我就沒有寫作的才能。那麼，一切都會來個天翻地覆，而且，這場天翻地覆馬上就要來臨。”費麗絲也很清楚，卡夫卡是知道馬上就要翻天覆地的，因為卡夫卡已經多次向她這樣暗示過：他已經失去了寫作才能。他因寫作《變形記》而中斷了《美國》，這部長篇小說很難再繼續寫下去了，他絞盡腦汁，才勉強寫了幾頁。到1913年1月，這部長篇小說的寫作完全停止了。這時，卡夫卡想構思另外一部小說，他計劃寫一篇名叫《艾恩斯特·裏曼的故事》的小說。但是這個計劃也沒有得到實施。其實，在1912年，他創作《判決》時，原是準備描寫一場戰爭的，但是在寫作過程中，他把積鬱在內心的想法全部傾訴了出來，最後竟寫成了《判決》這樣一部小說。
1913年，卡夫卡是在第7本四開本裏記日記的。在這個四開本的最後一頁，他寫了這麼幾行字：“這本日記以費麗絲開頭，她在1913年5月2日擾亂了我的生活；我也用這個開端結尾。”1913年至1914年上半年，卡夫卡沒有寫出一部大部頭的作品。新年開始，他想用體力勞動結束“自我折磨”，這是他以前多次采用過的方法。他長時間地在戶外散步，在家具加工廠打短工，還進行騎馬、遊泳、劃船等活動。卡夫卡非常喜歡劃船，他在莫爾島河上有一條自己的小船。從3月份起，他每天去布拉格附近的托洛雅果園勞動。
複活節期間，卡夫卡第一次去了柏林，看望了費麗絲。在聖靈降臨節，他又一次去了柏林，這一次，費麗絲把她家裏的人向卡夫卡一一作了介紹。在這以後的一段時間裏，卡夫卡一直反複考慮，是否應該正式向費麗絲的父親提親。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這期間，卡夫卡的日記裏寫的，都是與訂婚格格不入的想法，使人對他“考慮訂婚”這件事的動機產生懷疑。他在日記裏寫道：“我要不顧一切地得到孤寂，我隻有我自己。”8月15日的日記寫道：“我要不顧一切地同所有的事情、同所有的人斷絕關係，我要同所有的人結仇，我不要同任何人說話。”但是恰恰在這同一天，他卻給費麗絲的父親去了一封信，正式向費麗絲提出求婚（這封信沒有保存下來）。之後，他就急切地等待著回音，信發出後第6天，他萬分煩躁，不等費麗絲父親的回信，就迫不及待地草擬了第二封信，這封信是這樣寫的：
您猶豫再三，對我的請求遲遲不予答複，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女兒的求婚者麵前，每一個當父親的都會如此。但是，決不是因為您沒有回信，我才給您寫這第二封信，我殷切地希望您這麼做，我的心都快要沸騰了。我之所以給您寫這第二封信，那是因為我怕您會猶豫不決，或者說，怕您會就事論事，就像對待一般的婚姻一樣去考慮我的請求。我恐怕，您沒有注意到我在第一封信中所表露的真實思想，我在那封信中寫了那麼一段，目的就是要表露我的真實思想。我在那一段裏這樣寫道：我無法忍受自己的職業。也許，您想跳過這句話，不去細細地琢磨它，但是，您不應該這麼做。您應該追根究底，問個仔細，為什麼我會不能忍受自己的職業，這樣一來，我就不得不向您作一個簡要、真實的回答了。
我無法忍受自己的職業，這是因為，它同我唯一的需求、同我唯一的愛好是背道而馳的。因為我僅僅是一個從事文學創作的人，我不可能，也不想成為其他的人，所以，我永遠也不會對目前的工作感興趣，它隻能徹底地使我神經失常，我很快就要發瘋了，最高強度的緊張狀態緊緊地纏住我，一刻也不放鬆。今年是我和您女兒的前途充滿憂慮和磨難的一年，它已經證明，我是沒有絲毫抵禦能力的。也許您會問我，我為什麼不放棄這個職業，去專門搞文學創作呢？我對此的回答是，我沒有這個能力，因此，我隻能做可憐的回答：我沒有這個能力。而且，從我對自己處境的總的看法來看，我正在這個職業上走向毀滅，極其迅速地走向毀滅。
敬請您把我同您的女兒作一個比較。她是一個健康、快樂、自然、堅強的姑娘，不管我在500多封信中多次強調過，也不管她怎樣用“不”字來安慰我，她的話並不令人信服，事實還是如此。從我看到的來說，她跟我一起生活是不會幸福的。我是一個憤世嫉俗的人，這不僅僅是因為有外在的原因，更重要的有我內在的原因，我的性格內向、沉默，不喜社交，而且，我並不把這看成是我的不幸，因為這些性格特點反映了我的生活目的，人們至少可以從我在家裏的生活方式中，找到答案。我生活在父母的家裏，生活在最善良、最可親的人中間，但是，我在家裏比陌生人還要感到陌生。在最近幾年裏，我每天同媽媽的談話，平均不到20個字，同爸爸我隻是應付一下而已；我在同已經出嫁的妹妹和她丈夫淡話時，心裏總是憋著一股氣，原因是，我同他們沒有一丁點共同語言。我對一切不是文字的東西都感到無聊、厭惡，因為它們打擾我，或者說是耽誤我，盡管我也知道，我這樣的看法是錯誤的。我對家庭生活一竅不通，我最多隻有觀察的頭腦。在我的感覺中，我是沒有親戚的。在我看來，所有的來客都是我的敵人。婚姻不能改變我，就像我的職業不能改變我一樣。
信中，我們可以看出卡夫卡是怎樣描寫自己的生活環境的，他擅長把簡單明了的環境刻畫成複雜的世界，使之具有多層意思，隻要他認為，這個環境影響他的文學創作，他就會這麼做。但是，他在描寫這樣生活環境的同時，也常常為沒有什麼結果而傷腦筋，並因此很內疚，責備自己。事實說明，他對家庭的這種描寫是言過其實的，隻有極少的細節與事實比較接近，在家庭中，他經常與媽媽、爸爸、妹妹說話，特別是同奧特拉妹妹說話的時間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