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向往這種社會的出發點，是反對兼並戰爭，反對階級壓迫，反對階級剝削，反對統治者的腐敗行為。因為老子被免官隱居以後，看到春秋末期各諸侯國兼並戰爭頻繁、勞動者承受殘酷的壓迫和剝削、統治者奢侈腐敗行為，抱著想把勞動者從“有為”的階級社會中解放出來的願望，構思著為人的生存發展提供他所理想的社會環境和政治秩序。就其認識論、方法論和社會階級根源而論，都有其內在聯係。
1.老子美化“小國寡民”社會的認識根源，是他對人類社會進入文明時代發展的曆史進行比較的結果
老子認為：“太上下知有之（伏羲氏族公社時期，人們各自做他們想做的事情，感覺不到政權的壓力，人們僅僅知道有它的存在），其次親之（炎黃時期定居中原，發展農業生產，使人們安居樂業，人們感謝領袖的豐功偉績），其次譽之（傳說中的帝堯時期，部落領袖和氣謙讓，同人民和睦相處，人民讚譽領袖的恩德），其次畏之（夏商周三代時期，統治者掌握著生殺大權，人們在畏懼中尊重君主的高貴），其次侮之（到春秋未期，周王室逐漸衰微，各諸候國表麵上服從周王室，暗地裏壯大自己的軍事力量，企圖稱霸，人們輕慢它）”。因此，認識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口不言德，實為上德），下德口不離德，是以無德（口不離德實行德治，實為假德），上德無為，而有以為（帝堯時期實行無為而治，不用為）。下德無為，而有以為（夏商階級社會統治者已為己作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到周朝實行禮治，而沒有人從內心裏回應，到春秋末期已經揚著胳臂強引人回應了）”。老子以自然唯物主義的宇宙觀，直觀地認識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者忠義之薄而亂之首也”，觸到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邊緣。正如恩格斯所說的：“文明時代愈是向前發展，它就愈是不得不給它所必然產生的壞事披上愛的外衣，不得不粉飾他們，或者否認他們……一句話，是實行習慣性的偽善，這種偽善無論在較早的那些社會形式下，還是在文明時代第一階段都是沒有的”（《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當然，也不能說老子已經達到了精深的認識，可是老子確實認識了文明社會發展過程中那些披著愛的外衣的假聖人兜售的仁義禮智信，是壓迫剝削勞動者的利劍。因此，老子中肯地提出要絕棄那些假聖人的巧智仁義：“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複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但是，老子當時也不可能從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深刻地認識到：“人類社會的全部曆史（指階級社會）是階級鬥爭的曆史”。階級鬥爭的根源是各階級之間經濟利益的衝突，階級的產生和發展是物質生產發展的結果。物質生活資料和生產發展的狀況決定整個社會的麵貌和社會意識。這是存在決定意識這個唯物主義根本原則在社會曆史領域內的體現。
人類的曆史，歸根到底是社會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發展的曆史，是物質生活資料生產者——勞動人民的曆史。老子雖然也直觀地認識到“階級的產生和發展是物質生產發展的結果”。“化而欲作”（隨著父係製氏族公社物質資料生產的發展，生活資料逐步有了剩餘，公社成員有了掌上明珠的私人財產，同步進行著階級的產生和原始公社的解體。由原始公社的均衡分配、平等互助關係演化為壓迫與被壓迫、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觸到了曆史唯物主義的邊緣。但是，老子把社會曆史的發展和階級的產生，看作是“眾人之所過”，更認識不到一個社會的麵貌是由生產方式決定的。曆史上每一種社會形態之所以比先前的社會形態達到更高的生產力發展成就，歸根到底是因為在生產中應用更進步的生產工具。物的要素必須被人——勞動者所掌握，才能成為生產力，而主張“鎮之以無名之樸”，“複眾人之所過”，人們要返回到眾人走過頭的道路，而且把各階級之間的經濟利益的衝突，直觀地認為是統治者的私欲澎漲，說：“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潛於欲得”，剛剛觸到了辯證唯物主義、曆史唯物主義的邊緣，又返回到自然唯物主義、機械唯物論的認識圈子裏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