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照的山水詩遠遜於他的樂府，研究者較少，近年來的一些文章，多從與謝靈運的比較中分析其特點。如朱起予《繼踵前賢開聲未來——鮑照的山水之作》、魯紅平《論謝靈運、鮑照山水詩之差異》、張智華《論鮑照山水詩的形象特征和美感傾向——兼論南朝劉宋山水詩的發展軌跡》、龔斌《鮑照山水詩細讀——兼談鮑照謝靈運山水詩之異同》等，這些文章或全麵分析鮑、謝山水詩的異同，或著重指出其差異，實際上都或明或暗地承認鮑照山水詩受到了謝靈運的影響。朱文對鮑、謝山水詩的異同，作了詳細的分析。張文分析鮑、謝山水詩的差別，與朱文的觀點很相近。魯文主要從二人的出身地位的差別，分析其山水詩的不同，略顯單薄。龔文在充分肯定了成就之後，也指出鮑詩存在著結構比較單純，缺乏體驗，寄托較淺的不足。此外，海外學者蘇瑞隆《鮑照詩文研究》第五章專論鮑照山水詩，認為鮑照山水詩的代表作，是那些反映他的生活和仕途生涯的旅程篇章，這種“身為一名官僚，對仕途的感傷與山水結合，形成了謝朓山水的中心”，從而在從大謝到小謝的過渡中，揭示了鮑照山水詩的價值，取得了較高的成就。
鮑照的詩歌取得了很高的藝術成就。陳寂《鮑照詩的藝術特點》、曾君一《鮑照研究》、朱思信《試論鮑照創作的藝術成就》都對鮑照詩歌形式的貢獻，作出了很高的評價，尤其對他的七言詩給予了高度讚揚。陳文認為：“鮑氏受了古代樂府的影響而作出了行路難，又受了當代民歌的影響而作出采菱歌，這足以表現他創造的天才。”“他登上了七言詩的高峰，還建立了唐代詩歌的指路碑。”曾文進一步指出鮑照的七言詩、以七言為主的雜言詩，以及五言絕句，“這些都是前此文人和同時文人集中所沒有的現象”。朱文認為鮑照“首創和首存的樂府詩體共十七個、五十五首，分別占了他全部詩題的近十之四，全部樂府詩的十分之六以上”。從詩題的采用上，證明了鮑照樂府詩的巨大開創性。
與前麵三人多從樂府形式上分析鮑照的貢獻不同，羅宗強力圖從樂府詩的表現手法上，把握鮑照樂府的特質。他的《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認為鮑照的樂府是把“濃烈的抒情與構詞的美麗融為一體，他找到了一種仿如口語而又美麗異常的語言，來表現他的澎湃情懷。他把慣用比興、且善寫他人他事的樂府詩，發展為一種直接抒寫自己感情、述說自己遭遇的詩體”。從總體上概括了鮑照樂府詩、尤其是古樂府的創新。此後張春麗《論鮑照樂府詩的抒情特質》、張金明《論鮑照詩的情感氣勢》、楊芬霞《論鮑照對詩歌形式的變革與創新》等文都可看作是對羅宗強觀點的進一步發揮。
鮑照詩歌的風格，鍾嶸《詩品》將其概括為“險俗”，杜甫許之以“俊逸”，這兩句評語，遂成為後世理論闡發的源泉。但關於二者的具體所指，卻有著不同的理解。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孫楷第《鮑照與蕪城賦》、曾君一《鮑照研究》、李伯勳等人《讀‘鮑照研究’》等都側重於從形式上分析“險俗”，認為“險俗”是指語言表達的特點。具體到是什麼特點，卻又有所不同。胡適認為：“其實‘險’隻是說他才氣放逸，‘俗’隻是說他不避白話。”孫文認為：“險者，不平易之謂……俗者，不用事之謂。”曾文認為：“所謂措辭險俗，就是我們說的出語新奇。”李伯勳等人則把“險俗”“理解為險怪晦澀”。大體上看胡、曾、孫的觀點相近，李的觀點是針對曾文而發，意見是向左的。胡、孫、曾持讚賞肯定的態度，李持評判的態度。淩汛《試論鮑照於齊梁之際的文學影響》不再從遣詞造句上來分析，而把“險俗”理解為抒情時的語氣情調，認為“險俗”是因為鮑照的詩歌“發渲無餘，亦興寄過淺，故而發聲為‘急’，達意為‘俗’”，不符合儒家“溫柔敦厚”之旨，故被鍾嶸評為“險俗”。
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學史》從內容、形式兩麵，對“俗”作了分析：“所謂的‘俗’，從內容方麵看，就是指他大量的寫作了征夫、思婦以及像他自己那樣在仕途上極不得誌的下層士人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從形式方麵說，他的許多樂府詩，也努力學習民歌剛健清新的風格，很少用典，而且語言華美卻又自然。”“所謂‘俗’，從積極意義上說，應當是指能用新奇的想象和獨特的語彙創造別開生麵的意境。”曹道衡《論鮑照詩歌的幾個問題》還從南北地域文化的差異方麵，解釋了鮑照詩歌被認為“俗”的原因，認為“俗”主要是指鮑照的“相和歌辭”及“雜曲歌辭”等北方中原地區的歌謠，而“南朝的士大夫們早已聽慣了南方的樂曲，對南渡以後北方漢族的樂舞也抱有輕視的態度”。所以認為鮑照的古樂府“險俗”。從文化偏見來解釋鮑照被輕視的原因，視角新穎獨特。
王鍾陵《中國中古詩歌史》認為：“‘險俗’二字，基礎是一個‘俗’字。‘俗’首先是一個表現內容的問題。”就是寫下層勞動人的生活，在這一點上，王鍾陵的觀點與曹、沈是一致的。但對於“俗”的理解卻略有不同，王認為：“鮑照‘險’的特征正是他急以怨寒士心理在藝術上的反映。”“‘險’是‘俗’的一種特定的表達方式，因而鮑照的詩歌顯得很有氣骨。”徐國榮《鮑照詩歌‘險俗’釋證》不同意曹、王的看法，否認了通常所認為的“險俗”，是因為鮑照學習樂府民歌的觀點，認為“險俗”與樂府體裁無必然聯係。“俗”指其華靡詞采；“險”指其險急之調。此文當是受了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中對鮑照評價的影響，蕭子顯認為鮑照詩歌：“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所論正包含“險俗”之意。同樣受此啟發，石觀海在《宮體詩派研究》中認為鮑照的“險俗”是“惡俗”之意，指的是鮑照的豔詩，觀點新穎，卻缺乏詳細的論證。呂寅喆《論鮑照詩歌的“險俗”特征》認為“險俗”兼指內容、形式兩方麵的因素。突破了將險俗分開來理解的舊有的思路，認為“險”在鮑照詩歌中體現為“奇特的立意造境、剛健生澀的遣詞造語”，“俗”則體現為“對當時現實的激憤不平之情；詞采的綺靡，七言及七言為主的雜言詩的大量運用”。實際上是綜合了各家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