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照的作品曾廣泛地被人學習、效法，以致形成“鮑體”，直到唐代李白、杜甫等還深受其影響。鮑照的作品多寫失意者的悲憤，訐直強烈，不合理學家的口味，所以宋明以來讀者較少。進入二十世紀，鮑照重新受到重視，關於他的研究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據筆者不完全統計，自1924年《鮑參軍詩注》出版以來，我國內地共發表論文155篇，年譜、年表4部、作品校注2部、專著2部。現就學界關注較多的幾個方麵，摘要綜述如下。
@@一、生平考辨
鮑照因為出身低微，史書對他的記載特別簡略，以致人們對他的家世、籍貫、生年等問題，頗多分歧。《南齊書·文學傳論》、虞炎的《鮑照集序》、鍾嶸的《詩品》都記載鮑照出身低微、貧賤，而且鮑照的作品也一再提到他的“孤賤”、他受壓抑的悲憤，因此一般認為他出身寒門庶族。較早提出質疑的是張誌嶽《鮑照及其詩新探》，他認為，鮑照“能保持著東海鮑氏的籍貫，兄妹二人在青年時代既已培養為有素養的作家，而且鮑照一出仕就能為王國侍郎，不難推斷：鮑照的先世應該是屬於有地位、有財產的世族”。遷到江南後，與享有特權的世族相比，隻是相對的降為寒門庶族。此文一出，引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論，段熙仲《鮑照五題》、管雄《論鮑照》等都持讚同態度，曹道衡《關於鮑照的家世和籍貫》、朱思信《關於鮑照身世的幾個問題》以及季廣賢、賈瑞青《鮑照家世新議》等則持反對態度。張、段、管等人，主要傾向是認為鮑照介於世族與寒庶之間，並非“赤貧”。朱思信、曹道衡、季廣賢、賈瑞青等人都充分肯定了鮑照的庶族出身，尤其是曹文對張文的論據逐一進行了反駁，具有很強的說服力。一直到二十一世紀還有人撰文發表自己的觀點，或反駁張文，或支持張文，大多沒有跳出前人的窠臼，不過換換角度，使論證更為縝密而已。在沒有發現新材料之前，雙方都拿不出非常堅實的證據，都隻是就現有材料作出的推測。
關於鮑照的籍貫，分歧主要集中在虞炎《鮑照集序》所說的“本上黨人”是否正確，因為《宋書》《南齊書》《南史》皆載鮑照“東海人”。所以從宋代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到清代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都認為虞炎記錯了。但東海郡在不同曆史時期，其治所也多有變遷，南北朝時期還有僑置州郡的現象，東海郡的具體位置更難以確定。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的《中國文學史》認為在現在的江蘇灌雲，遊國恩等人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認為在江蘇漣水。治所在江蘇灌雲的東海郡為東魏所置，時間在鮑照出生之後，此說顯然有誤。治所在漣水的東海郡為劉宋時所設，但與鮑照所說的“北州衰淪”不符，因此，張誌嶽《鮑照及其詩新探》認為東海是“指‘北州’的原籍貫，也就是指漢、晉時期治所在山東剡縣的東海郡”。曹道衡《關於鮑照的家世和籍貫》不同意張誌嶽的觀點，認為“東海鮑氏的祖先確係上黨人”，鮑照自稱自己“北州衰淪”有可能就是指自己是上黨人。並進一步考證出“鮑照正是今鎮江市一帶人”，“《宋書》和《南史》所說的鮑照是東海人係出於誤解，而他祖上卻是另一個地方的人”，“因此虞炎隻提他祖籍上黨而不提東海，也未始不可能。至於沈約《宋書》說他東海人，也未嚐沒有因為京口曾是南東海郡所在地而弄錯的可能性”。曹道衡先生的分析細膩周全，有較強的說服力。丁福林《鮑照年譜》進一步綜合各家觀點詳細考察了上黨鮑氏的遷徙情況，以及東海郡的遷置情況，認為鮑照“本並州上黨人，又為徐州東海人，而後又遷徙至江南”的京口、建康。此說雖然完備，卻不免有遷就各說之嫌。所以鮑淮龍《鮑照籍貫小考》明確強調“虞炎稱鮑照‘本上黨人’，指的是祖籍，而非出生地”，“鮑照的籍貫是以‘剡’為治所的‘東海’，可能性最大”。鮑淮龍從《宋書》的編撰成書情況，虞炎與沈約的關係，以及東晉南北朝及唐前東海郡治所的變化情況來進行論證，因此雖為申發舊論，卻較為新穎。
鮑照的生年也存在著爭議。繆鉞《鮑照年譜》據虞炎《鮑照集》序鮑照卒時五十餘，而推測生於晉安帝義熙七年，卒於宋明帝泰始二年，共56歲。朱思信《關於鮑照身世的幾個問題》據當時寒門子弟出仕要三十歲以上的規定，推享年56歲左右，相當於對繆譜的觀點進行了補充論證。吳丕績《鮑照年譜》認為生於義熙元年（405），卒於泰始二年，共62歲。錢仲聯《鮑照年表》認為生於義熙十年，卒於泰始二年，共53歲。段熙仲則推翻了鮑照元嘉十六年解褐於江州的傳統觀點，認為鮑照於元嘉十一年在荊州釋褐為王國侍郎。由此他得出鮑照生於義熙十一年，卒於宋明帝泰始二年，享年52歲的結論。丁福林據段的觀點稍作變動，認為生於義熙十二年，卒於泰始二年，共51歲。鮑照的生平資料流傳下來的很少，隻是在劉義慶傳後有簡短的介紹，虞炎的《鮑照集序》對其仕曆介紹稍詳，也隻是說鮑照卒年五十餘歲。因此諸家年譜，各據一詞，立說紛異。吳譜據陳沆《詩比興箋》對《擬行路難》其七的解釋立論，明顯過於牽強，已被大多數人否定。其他幾家，所論相差無幾，都沒有充分的證據，皆為體貼入情的推測之詞。
@@二、詩歌研究
鮑照的樂府詩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為曆代所讚賞，而關於樂府詩的主題卻有不同的看法，大抵在建國以前，多肯定樂府詩抒發了鮑照受壓抑的悲憤、失意，建國以後受當時政治的影響，多認為是社會現實的反映。如遊國恩等人的《中國文學史》認為：“他的優秀詩篇大多數都是樂府詩，他繼承和發揚了漢魏樂府民歌的傳統精神，描寫了廣泛的社會生活，對受壓迫的人民表示了深刻同情。”改革開放後，這種觀點受到了質疑，張誌嶽《鮑照及其詩新探》認為鮑照的懷才不遇的詩歌，雖然反映了“使用人才的不合理現象和排擠傾軋的不良風氣，但作者對這種現象和風氣基本上是抱著妥協和無可奈何的態度”，他的“憤慨主要還停留在個人的名利上，而沒有針對造成懷才不遇的原因提到社會意義上加以抨擊，因此，戰鬥性是不強的”。邊塞詩則“寫得最集中、最突出的是立功揚名的思想”，有關人民疾苦的作品，“在主題上並不是以勞動人民為中心，而往往是借以抒發個人懷才不遇的憤慨的”，完全否定了鮑照詩歌豐富深刻的社會內涵。因此，蕭月賢、尹建章《關於鮑照詩的評價——與張誌嶽同誌商榷》對張誌嶽的觀點提出了全麵的反駁，充分肯定了鮑照作品的思想內容。其後王長發的《論組詩〈擬行路難〉十八首的主題》與張誌嶽的觀點相近，鍾優民《鮑照的政治立場與愛國思想》、丁福林《論鮑照的社會詩》則維護舊說，可看作這場爭議的延續。
鮑照與宮體詩的關係也是學界關注的焦點。史年椿《鮑照描寫婦女的詩及其與宮體詩的關係》、淩汛《試論鮑照於齊梁之際的文學影響》、朱思信《鮑照愛情詩初探》、陳冰《鮑照女性題材詩歌創作的新變特征》等文對此進行了論述。史文強烈反對將鮑照與宮體詩聯係起來，認為宮體詩“是以變態的心理和輕佻浮薄的態度來描寫婦女生活。鮑照筆下的婦女形象，寫其健康的歡樂之情，抒其婉曲的愁怨之思，創作態度是認真嚴肅的”。他將宮體詩完全否定，道德色彩過於濃厚，好像鮑照與宮體詩有染就有損他的成就一樣，未免有回護之嫌。淩文、朱文的側重點不同，但在鮑照與宮體詩的關係上，他們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認為鮑照的情詩是健康的、美好的，是“清源”，而宮體詩是浮靡的，是“濁流”。淩文側重於鮑照的影響，認為齊梁一代“專門效鮑照抒情綺旎或純係兒女情長的篇什”，最終發展成了宮體詩。朱文著重揭示鮑照作品本身的價值，認為鮑照突破了“情詩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傳統偏見”，與陶淵明的田園詩、謝靈運的山水詩，一起開拓了讀者的審美視野。關於南朝樂府與鮑照情詩及宮體詩的關係，朱思信認為：“南朝樂府情歌大多是清新、健康的，鮑照繼承和發揚的是南朝樂府情歌好的一麵，是將情詩向廣闊、深刻、多彩多姿的方向發展；而宮體詩作者們隻繼承和發揚了樂府情歌及鮑照情詩中側豔的部分，而將情詩向狹窄、空虛、浮豔、靡弱的方向發展。”陳文與前麵三人極力把鮑照與宮體詩劃清界線不同，她在充分肯定鮑照對女性題材詩歌創作的創新貢獻後，指出：“不過，我們也應看到鮑詩的確在有些方麵開宮體之漸。”承認了鮑照詩中的宮體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