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教並存的文化思潮
儒、釋、玄三教並存自魏晉以來，已是不爭之事實，但是得到官方製度上的正式認可，卻始於元嘉十五年的儒、玄、史、文四學的建立。儒學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獲得了獨尊地位，遂於兩漢之際盛極一時。漢末大亂儒學也隨之衰微，沈約說：“自魏氏膺命，主愛雕蟲，家棄章句，人重異術。……庠序黌校之士，傳經聚徒之業，自黃初至於晉末，百餘年中，儒教盡矣。高祖受命，議創國學，宮車早晏，道未及行。迄於元嘉，甫獲克就，雅風盛烈，未及曩時，而濟濟焉，頗有前王之遺典。天子鸞旗警蹕，清道而臨學館，儲後冕旒黼黻，北麵而禮先師，後生所不嚐聞，黃發未之前睹，亦一代之盛也。臧燾、徐廣、傅隆、裴鬆之、何承天、雷次宗，並服膺聖哲，不為雅俗推移，立名於世，宜矣。潁川庾蔚之、雁門周野王、汝南周王子、河內向琰、會稽賀道養，皆托誌經書，見稱於後學。蔚之略解《禮記》，並注賀循《喪服》，行於世雲。”元嘉儒學的興盛主要得力於文化教育的推廣，特別是元嘉十九年國子學建立之後，各地興起了辦學的熱潮。元嘉二十二年，沈亮為南陽太守，“開置庠序，訓授生徒”。《宋書·沈道虔傳》：“鄉裏少年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鹹得有成。宋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供孤兄子嫁娶。”當時的大儒為雷次宗，文帝於“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硃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車駕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後又征詣京邑，為築室於鍾山西岩下，謂之招隱館，使為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所以皮錫瑞說：“宋初雷次宗最著，與鄭君齊名，有雷、鄭之稱。當崇尚老、莊之時，而說理謹嚴，引證詳實，有漢石渠、虎觀遺風，此則後世所不逮也。”可以說儒學至劉宋朝結束了魏晉以來的滑坡局麵，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和發展。
玄學的興起及其主要建樹皆在魏晉，所以一般稱之為魏晉玄學。但其流行卻貫穿了整個南朝，並在儒、玄、史、文四學中，最早開館授學。元嘉十三年，何尚之為丹陽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遊，謂之南學”。此外，張敷“好玄言，善屬文”，何偃“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文帝賜羊玄保的兩個兒子名鹹、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都可見出當時玄學的興盛。佛教自東漢明帝時傳入，經魏晉廣為傳播，蔚然成風。劉宋時期帝王對佛教的態度頗為矛盾，一麵要利用，一麵又采取了一些抑製措施，總的趨勢卻是愈演愈烈。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摩之上奏，認為當時的佛教以奢競為重，修建廟宇“以相姱尚”，“材竹銅彩，糜損無極”，要求予以裁檢。“詔可。又沙汰沙門，罷道者數百人”。與此同時，釋慧琳著《白黑論》，何承天著《達性論》來詆嗬佛教，顏延之、宗炳，檢駁二論，各萬餘言。麵對這場論爭，文帝征求何尚之的意見，何尚之認為佛教能夠淳風化俗，應當提倡。他說：“何者？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厚矣。傳此風訓，以遍宇內，編戶千萬，則仁人百萬矣。”文帝對佛教並無研習，他說自己：“少不讀經……三世因果，未辨置懷。”他之所以準可蕭摩之的奏疏，在於“式遏浮淫”，之所以讚揚佛教，則希望如何尚之所言，以神道助教，“坐至太平”。大明二年，“曇標道人與羌人高闍謀反，”孝武帝因此下詔沙汰沙門，“設諸條禁，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但因“諸寺尼出入宮掖，交關妃後，此製竟不能行”，孝武帝本人還為殷貴妃修建廟宇，明帝也曾修建湘宮寺。佛教在當時流布既廣，觀念也深入人心，很多士人都是三教兼修。如周續之：“通《五經》並《緯候》，名冠同門，號曰‘顏子’。既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宋書·關康之傳》：“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為《毛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釋。嚐就沙門支僧納學，妙盡其能。”釋慧琳“兼外內之學”嚐著《均善論》（即《白黑論》），貶黜釋氏，又“注《孝經》及《逍遙遊篇》”，連當時的大儒雷次宗也曾“事沙門釋慧遠”。
在這種三教並修的風氣之下，顏、謝、鮑自然也難例外。於儒學，據皇侃《論語義疏》，顏延之有《論語顏氏注》。於佛學，據陸澄《法論目錄》，顏延之著有《通佛影跡》《通佛衣缽》《與何彥德論感果生滅》等。於玄學，顏延之很敬重玄言之士，《南齊書·張岱傳》載張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翳無言聲。後延之於籬邊聞其與客語，取胡床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賓客曰：‘彼有人焉。’由此不複酣叫”。《南齊書·陸澄傳》載陸澄《與王儉書》：“元嘉建學之始，玄、弼兩立。逮顏延之為祭酒，黜鄭置王，意在貴玄。”謝靈運與佛、道都有很深的因緣。據鍾嶸《詩品》卷上，謝靈運一出生，便被家人送到了道教徒錢塘杜明師處寄養，直到十五歲才回到家中，並在當年開始信佛，在十八歲那年前往廬山參加了慧遠組織的立誓往生淨土的盛會。此後又與法勖、僧維、慧麟、曇隆、法流等僧徒來往，或辨析佛教義理，或唱經頌法，遊覽登臨，關係非常密切。劉餗《隋唐嘉話》（下）還記載謝靈運在廣州被害時，特意將自己的美髯施為祗洹寺維摩詰像的胡須，此外他還為《金剛般若經》作注，與慧嚴、慧觀共同改譯了《大般涅槃經》，撰寫了介紹梵語發音特點的《十四音訓敘》等一大批佛學著作。鮑照有關玄、佛的事跡較少，但他的作品中卻有不少反映了玄、佛的思想（詳見下文）。
@@三、三大家創作中的文化因素
首先，他們的作品反映了帝王幕主的文化好尚及其文化措施。顏、謝、鮑三人的一生基本上都是在仕宦中度過的，他們或主政一方，或充當皇室諸王的幕僚屬官，都與當時的政壇關係密切，因此他們的創作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帝王幕主的影響。劉義慶愛好文義，“招聚文學之士，近遠必至。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為衛軍谘議參軍。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為辭章之美，引為佐史國臣”。因此鮑照在《從登香爐峰》一詩中，讚揚劉義慶“辭宗盛荊夢，登歌美鳧繹”，雖有譽美之嫌，卻也反映了劉義慶招聚文學之士的盛況。始興王浚少好文籍，鮑照為其王國侍郎時多次奉命作詩。《蒜山被始興王命作》稱讚劉浚“王德愛文雅，飛翰灑鳴球”，《奉始興王白紵舞曲啟》為自己“不足以宣讚聖旨，抽拔妙實”而慚愧，《代白紵舞歌辭四首》其四：“池中赤鯉庖所捐，琴高乘去騰上天。命逢福世丁溢恩，簪金藉綺升曲筵。思君厚德委如山，潔誠洗誌期暮年，烏白馬角寧足言。”蘇瑞隆認為這是鮑照把自己比喻為鯉魚，把始興王比喻為仙人琴高，表達了鮑照願做始興王坐騎，為之獻身的感激之情。確有一定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