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劉宋帝王的文化修養及其采取的文化措施
總體上看劉宋朝的統治者大多喜愛文義，采取了積極措施鼓勵文化發展。武帝劉裕崛起於行伍，文化素養較低，但他能客觀地認識自己的不足，努力加以改進。《宋書·鄭鮮之傳》：“高祖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為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言論，人皆依違之，不敢難也。”唯鄭鮮之不留情麵，“要須高祖辭窮理屈，然後置之。高祖或有時慚恧，變色動容，既而謂人曰：‘我本無術學，言義尤淺。比時言論，諸賢多見寬容，唯鄭不爾，獨能盡人之意，甚以此感之。’”劉裕重視教育，鎮京口時，與臧燾書，提出要“敷崇墳籍，敦厲風尚”，複弘儒學。代晉之後，征召儒學名士周續之，“為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並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三義”。又於永初三年下詔，“博延胄子，陶獎童蒙，選備儒官，弘振國學”。文帝“博涉經史，善隸書”，“少覽篇籍，頗愛文義，遊玄玩采，未能息卷”。在他的治理下文化教育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元嘉十三年，以何尚之置玄學，元嘉十五年，以雷次宗立儒學，何承天立史學，謝元立文學，至此四學並建。十九年正月，下詔“廣訓胄子……闡揚景業”。十二月，下詔“魯郡修複學舍，采召生徒”，祭祀孔廟，“蠲墓側數戶，以掌灑掃”。元嘉二十三年九月，“車駕幸國子學，策試諸生，答問凡五十九人”。十月下詔獎勵國子生及教官。在這一係列措施推動下，文化事業出現了繁榮的局麵，如裴鬆之注《三國誌》，撰《晉紀》，裴駰注《史記》，範曄撰《後漢書》，薑道盛注《古文尚書》，何承天改定《元嘉曆》，殷淳撰《四部書目》，何偃注《莊子·逍遙遊》，範泰撰《古今善言》，王準之撰《儀注》，顧凱之命其弟子著《定命論》，孔默之注《穀粱春秋》，臨川王劉義慶撰《徐州先賢傳》《典敘》《世說新語》等。所以沈約說元嘉時期，“雅風盛烈……頗有前王之遺典。天子鸞旗警蹕，清道而臨學館，儲後冕旒黼黻，北麵而禮先師，後生所不嚐聞，黃發未之前睹，亦一代之盛也”。孝武帝的特點是喜歡詩文創作，《南史·王儉傳》：“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為業。”指出了孝武帝重文學與文帝重學術的不同風尚。孝武帝的詩歌，據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統計，共21首，在劉宋宗室作家中最多。大明四年，孝武帝“普令群臣賦詩，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崗。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於此可見他對詩歌的愛好。他還親自為劉義恭、臧質、魯爽、王僧達作傳，為建平宣簡王宏作墓誌銘並序，為淑儀擬漢武《李夫人賦》。明帝“好讀書，愛文義，在藩時，撰《江左以來文章誌》，又續衛瓘所注《論語》二卷，行於世”。連昏庸暴虐的前廢帝也“少好讀書，頗識古事，自造《世祖誄》及雜篇章，往往有辭采”（《宋書》卷7）。其他諸侯王大多喜好文學，江夏王“義恭涉獵文義”（《宋書》卷61），建平宣簡王宏“篤好文籍”（《宋書》卷72），宏子“景素好文章書籍，招集才義之士，傾身禮接，以收名譽”（《宋書》卷72），始安王休仁“與太宗鄰亞，俱好文籍”（《宋書》卷72），始興王“濬少好文籍”（《宋書》卷99）。統治階級的愛好提倡，形成了尚文的社會風氣。《宋書·宗愨傳》：“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為業，炳素高節，諸子群從皆好學，而愨獨任氣好武，故不為鄉曲所稱。”連一向粗鄙的武將也開始以文義相尚，行伍出身的沈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諳記。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宋書》卷74）朱齡石與其弟超石，“雖出自將家，兄弟並閑尺牘”。（《宋書》卷48）因此具有學識文才的士人得到了提拔任用，關康之有學義，文帝以之為武昌國中將將軍，江智淵“愛好文雅，詞采清贍，世祖深相知待，恩禮冠朝”（《宋書》卷59）。
劉宋帝王熱愛文義的風氣，對顏延之、謝靈運、鮑照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其中尤以廬陵王義真、臨川王義慶對三人的影響最大。“義真聰明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陳郡謝靈運、琅邪顏延之、慧琳道人並周旋異常，雲得誌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西豫州都督。徐羨之等嫌義真與靈運、延之昵狎過甚，故使範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雲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之遊耳。’”。但最終還是因徐羨之等密謀廢立，將顏延之、謝靈運等貶謫為始安太守和永嘉太守，廬陵王義真則被廢不久即被殺害。在這一事件中，劉義真、顏延之、謝靈運等到底有沒有什麼政治圖謀，已不可詳考，但愛尚文義卻無疑是他們相處甚得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廬陵王義真說“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之遊耳”，《宋書·謝靈運傳》說：“廬陵王義真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顏延之本傳說：“廬陵王義真頗好辭義，待接甚厚。”都強調了義真與顏、謝相知出於好“文籍”、“辭義”。事實上，劉宋統治者也正是把他們當做文士來看待的。武帝對待謝靈運“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文帝使謝靈運“整理秘閣書，補足遺闕。又以晉氏一代，自始至終，竟無一家之史，令靈運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尋遷侍中，日夕引見，賞遇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二寶。……文帝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文帝還曾敕謝靈運、顏延之各擬樂府《北上篇》。顏延之在劉裕召見周續之時，因“連挫續之”且“言約理暢，莫不稱善”，被徙為尚書儀曹郎，太子中舍人。元嘉中皇太子講《孝經》，顏延之與何承天共同為之執經，參與了一係列的文化活動。鮑照以才學知名，他最初投靠臨川王劉義慶時並未見知，通過貢詩言誌得到了劉義慶的賞識，擢為王國侍郎，從此步入了仕途。孝武帝時鮑照曾任中書舍人，因孝武帝“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時鹹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頊為荊州，照為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子頊敗，為亂兵所殺”。可見，鮑照從入仕到為亂兵所殺，終其一生都以文才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