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草草”的觀點也缺乏足夠的證據。文帝為北伐做了充分的準備，他登上皇位“便有誌北略”，元嘉七年北伐之前“文帝誅權奸，修內治，息民六年而用之，不可謂無其具；拓跋氏伐赫連，伐蠕蠕，擊高車，兵疲於西北，備馳於東南，不可謂無其時”，可見文帝謀劃思慮之周全。為了顯示北伐的決心及對北伐的重視，文帝於元嘉二十一年，命衡陽文王義季出鎮南兗州刺史，元嘉二十二年，命武陵王駿出鎮雍州刺史，南平王鑠出鎮豫州刺史。在下決策前廣泛征詢臣下的意見，史載：“玄謨每陳北侵之策，上謂殷景仁：‘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為此，何承天撰有《安邊論》，袁淑撰有《防禦索虜議》，出征時“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國用，下及富室小民，亦有獻私財至數十萬者。又以兵力不足，尚書左仆射何尚之參議發南兗州三五民丁……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天下弩手，不問所從，若有馬步眾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又奏軍用不充，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資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者，並四分換一，過此率討，事息即還”，又“以軍興減百官俸三分之一”。元嘉二十七年之戰，可謂傾國之力戰，說“元嘉草草”顯然有失公允。
同樣把北魏南侵歸罪於文帝的北伐也是不恰當的。北魏南侵是由北魏的政權性質決定的。北魏是由鮮卑拓跋部建立的政權，“拓跋部從來就是一個以擄掠為職業的落後集團”，直到484年，才實行俸祿製。在此之前主要靠掠奪來的財物頒賜群臣，維持政權的運行，應當說還較多地保留著遊牧民族的殘暴性。這樣一個擄掠成性的政權，在統一北方之後，必然會轉而南侵。崔浩曾說：“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群。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可見即使文帝不發動北伐，北魏也會南侵，雙方的戰爭遲早都會發生。
之所以產生以上幾種觀點，在於人們隻看到了北伐的失敗，而沒有認真分析原因。文帝北伐固然失敗了，但不能因為失敗，就一概否定，而應作具體的分析。第一次北伐，到彥之率水師進攻，因為“泗水滲，日裁行十裏。自四月至七月，始至東平須昌縣”，嚴重耽誤了戰機。十月，魏軍反攻，河水又將結冰，糧食也吃完了，到彥之舊病複發，將士疾疫，不得已才焚毀戰船從陸路退還。這次失敗有著較多的客觀因素。第二次北伐，客觀上，北魏占有軍事上的優勢。此時的北魏擊退了北方的強敵柔然，又先後滅掉了夏國、後燕、北涼等，統一了北方，又連年出擊柔然、西域諸國，獲得多次勝利，特別是元嘉二十六年（449）拓跋燾大破柔然，獲人畜百萬，實力達到了強盛的頂峰。而劉宋雖然也非常興盛，但軍事力量卻遜於北魏。此時舊有的戰鬥力較強的北府兵已不複存在，現有的士兵則因征戰較少，沒有得到良好的訓練，戰鬥力較弱。拓跋燾又親率大軍迎擊王玄謨，誠如沈慶之所說：“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主觀上，王玄謨“專依所見，多行殺戮”，不聽部下勸諫，又貪財好貨，失去人心，才大敗而歸。第三次北伐因為主帥張永夜間“撤圍退軍，不報告諸將，眾軍驚擾，為虜所乘，死敗塗地”。這幾次北伐都存在著將帥昏聵的現象，這是不是因為文帝“所信任推崇以風示天下者，皆拘葸巽謹之人”，以致沒有果敢英勇的將帥可用呢？對這一問題應作全麵的分析。文帝固然提倡教化，尊重儒雅之士，也曾誅殺檀道濟這樣的名將，但不能因此就認為文帝摧抑武將，不重視軍事。事實上，文帝在位期間，曾在元嘉五年、十六年、二十年、二十五年四次閱武，下詔說：“安不忘虞，經世之所同。治兵教戰，有國之恒典。故服訓明恥，然後少長知禁。頃戎政雖修，而號令未審。今宣武場始成，便可克日大習眾軍。當因校獵，肄武講事。”並在元嘉二十五年三月，親自校獵。文帝還常常獎勵作戰勇猛、立下軍功的將士。垣護之隨到彥之北伐，勸諫到彥之不要撤退，表現出無畏英勇的士氣，受到了文帝的敦獎，任命為北高平太守。臧質守盱眙，重挫拓跋燾，文帝封其為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對於戰敗者則加以嚴懲，到彥之北伐失敗下獄，免官。兗州刺史竺靈秀棄軍逃跑被誅。可見文帝治軍是相當嚴厲而又賞罰分明，把北伐失敗歸罪於文帝提倡文教是缺乏足夠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