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文帝勵精圖治，政治清明，在他的統治下，社會穩定繁榮，人民富足安樂，史家稱之為元嘉之治。這一盛世景象對元嘉三大家的創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本文擬就此略作分析如下。
@@一、元嘉時期的盛世氣象
南朝出現了三次較為繁榮的局麵，一次劉宋元嘉時期，一次蕭齊的永明時期，一次蕭梁的武帝時期，三者相較，元嘉之治最可稱道。永明時期隻有十多年，過於短暫，而且“齊世政權，亦皆在佞幸手中”，“此輩徒能理務，不識遠遒；持守文法或有餘，開拓心胸則不足，欲與之大有為則難矣。齊初所尊者褚淵，所任者王儉，皆讚成禪讓，以取富貴之徒，不徒不逮劉穆之，尚遠在文帝所任諸臣之下也。此其為治之規模，所以尚不若宋氏歟？”梁武帝時期“興文學，修郊祀，治五禮，定六律，四聰既達，萬機斯理，治定功成，遠安邇肅……三四十年，斯為盛矣。自魏、晉以降，未或有焉”。但卻存在著吏治腐敗、王侯驕縱、佛教泛濫等弊端。可以說，梁武帝時期的繁榮景象，隻是他縱容姑息的結果，所謂“粉飾升平之為，終非所以語於郅治之實”。隻有元嘉時期才達到了真正意義上的盛世，不但經濟繁榮，社會穩定，而且政通人和，秩序井然。史稱：“區宇宴安，方內無事，三十年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期為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民有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
元嘉之治的出現是宋文帝繼承、發揚武帝善政，以及吸取宋少帝、廬陵王義真被廢殺的教訓的結果。宋少帝因為“窮凶極悖”、“費用萬端”、“刑罰苛虐”而被廢殺，廬陵王義真因為“輕動無德業”被廢殺，而他的父親武帝由於實行了德政，受到了人們的擁護，這一反一正的例子，給文帝上了生動的一課。事實上，人們也常常將元嘉之治和武帝聯係起來。如《宋書》卷五十四傳論：“自義熙十一年司馬休之外奔，至於元嘉末三十有九載，兵車勿用，民不外勞，役寬務簡，氓庶繁息，至餘糧棲畝，戶不夜扄，蓋東西之極盛也。”義熙十一年正是劉裕執政，從這時起一直到他代晉之後，劉裕采取了一係列改善民生的德政。如整頓吏治，禁止“權門並兼，強弱相淩”，減免租稅調役，撫恤鰥寡孤獨等。而他最突出的特點是節儉，《南史》稱他：“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嚐視朱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製諸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金玉。內外奉禁，莫不節儉。”即位之後還保留著耨耜等農具，以至於孝武帝稱他為“田舍公”。
宋文帝繼承和發揚了這些優點，在位的三十年間“惟簡靖為心”，下詔：“宜存簡約……務令節儉。”又令“群後百司，其各獻讜言，指陳得失，勿有所諱”。與武帝相比，文帝更加注重督課農桑。曾在元嘉八年、十七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九年五次下詔勸農耕桑，要求郡守縣宰獎訓民眾“耕蠶樹藝，各盡其力”，還要供給糧種、減免租穀舊債，整治估稅、市調、圈山占湖等“傷治害農”的行為。並在元嘉二十年立籍田千畝，“親率百辟，致禮郊甸，庶幾誠素，將被斯民”。這一係列善政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穩定，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麵，史稱：“綱維備舉，條禁眀密，罰有恒科，爵無濫品，故能內清外晏，四海謐如也。昔漢氏東京，常稱建武永平故事，自茲厥後，亦每以元嘉為言，斯固盛矣。”
@@二、元嘉時期的精神麵貌
元嘉時期的精神麵貌頗為昂揚剛健，這種發揚蹈厲的時代精神，導源於文帝的勵精圖治，同時也與武帝的蓋世武功有著密切的聯係。劉裕“崛起布衣，非藉民譽，義無曹公英傑之響，又闕晉氏輔魏之基”，“若非樹奇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承配天之業，一異同之心”。所以劉裕隻能通過一次次的軍事行動，來建立赫赫戰功，積累聲望與實力。他先後平定孫恩、盧循之亂及桓玄的叛逆，又攻滅南燕、後秦，開邊拓土，達到了東晉以來的最大疆域，史稱：“屬為郡縣者，則南過交趾，西包劍閣，北劃黃河，而繞東海，七分天下，而有其四。”其後的齊、梁、陳，非但不能固守宋武帝所開創的疆土，反而日益淪喪，直至被北方吞並。劉裕的北伐也極大地鼓舞了民眾的士氣，備受異族壓迫的民眾，終於有了揚眉吐氣的機會，民族意識得到了加強。後人稱讚他：“董率虎旅，以事中原……虜其酋豪，遷其重寶，登未央而灑酒，過長陸而下拜，盛矣哉！悠悠百年未之有也。”可以說，武帝的雄才大略奠定了劉宋強盛的開國氣象。
文帝繼承了武帝的英勇，登上皇位“便有誌北略”，企圖收複被北魏侵占的虎牢等地，為此文帝發動了三次大規模的北伐戰爭。元嘉七年，派到彥之統率王仲德、竺靈秀、段宏等人將“甲卒五萬”、“精騎八千”水路攻伐，進據滑台、虎牢等地。元嘉二十七年，派王玄謨率沈慶之、申坦等，戈船一萬，從東邊由水路北進。臧質、方回、劉康祖、梁坦，步騎十萬，從西邊陸路，徑造許、洛。元嘉二十九年，又派張永、王玄謨、魯爽等北伐。這三次北伐雖然都以失敗告終，卻展示了文帝橫挑強胡的英勇無畏，以及收複失地的雄心抱負。
傳統的觀點對文帝的北伐多持批評的態度，或認為“延寇蹙境”，或認為“元嘉草草”，或把文帝北伐的失敗，當做北強南弱的轉折點。實際上，這些觀點都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文帝的北伐並沒有導致北強南弱的局勢。元嘉二十七年之戰，誠然結束了元嘉盛世，但同時也對北魏造成了嚴重打擊，加速了北魏的衰落。在此之前北魏統一了北方，軍事、經濟達到了強盛的頂峰，這場戰爭卻使它“士馬死傷過半，國人並尤之”，從此一蹶不振。其後北魏雖然攻占了淮北、壽春等地，但那都是宋、齊內亂導致的，“非魏之力征經營也”。魏孝文帝時，人們寧願遷都，也不願南征，也可見出元嘉二十七年之戰對於北魏的打擊是何等之大。到了梁代北魏陷入了最為衰亂虛弱的狀態，先後爆發了以破六韓拔陵領導的六鎮起義，杜洛周、鮮於修禮、葛榮、韓樓等人率領的河北大起義，邢杲為首的青州大起義，以莫折大提為帥的關隴起義。朝廷內部則出現了胡太後毒死魏孝明帝，爾朱榮弑殺胡太後，高歡誅滅爾朱氏的內亂，最終分裂為東西魏。這是梁武帝收複失地，統一北方的最佳時期，梁武帝卻“重虛文以靡天下之士，尚寬弛以佚天下之民，垂四十年，而國政日以偷廢”。不圖進取，反而讓陳慶之護送北魏降人北海王元顥入魏，企圖立為傀儡，結果被爾朱榮所殺，陳慶之裝成僧人狼狽逃回。真可謂：“君忘其為中國之君，臣忘其為中國之臣，割棄山河，恬奉非類……至於此，而江左之不足自立決矣。”由此來看，把元嘉二十七年之戰看成北強南弱的轉折點是不切合實際的。文帝北伐所表現出的悲壯豪邁氣概，更是梁武帝等齊、梁、陳君主所無法比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