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之治與元嘉三大家的創作(1 / 3)

南朝宋文帝勵精圖治,政治清明,在他的統治下,社會穩定繁榮,人民富足安樂,史家稱之為元嘉之治。這一盛世景象對元嘉三大家的創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本文擬就此略作分析如下。

@@一、元嘉時期的盛世氣象

南朝出現了三次較為繁榮的局麵,一次劉宋元嘉時期,一次蕭齊的永明時期,一次蕭梁的武帝時期,三者相較,元嘉之治最可稱道。永明時期隻有十多年,過於短暫,而且“齊世政權,亦皆在佞幸手中”,“此輩徒能理務,不識遠遒;持守文法或有餘,開拓心胸則不足,欲與之大有為則難矣。齊初所尊者褚淵,所任者王儉,皆讚成禪讓,以取富貴之徒,不徒不逮劉穆之,尚遠在文帝所任諸臣之下也。此其為治之規模,所以尚不若宋氏歟?”梁武帝時期“興文學,修郊祀,治五禮,定六律,四聰既達,萬機斯理,治定功成,遠安邇肅……三四十年,斯為盛矣。自魏、晉以降,未或有焉”。但卻存在著吏治腐敗、王侯驕縱、佛教泛濫等弊端。可以說,梁武帝時期的繁榮景象,隻是他縱容姑息的結果,所謂“粉飾升平之為,終非所以語於郅治之實”。隻有元嘉時期才達到了真正意義上的盛世,不但經濟繁榮,社會穩定,而且政通人和,秩序井然。史稱:“區宇宴安,方內無事,三十年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期為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民有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

元嘉之治的出現是宋文帝繼承、發揚武帝善政,以及吸取宋少帝、廬陵王義真被廢殺的教訓的結果。宋少帝因為“窮凶極悖”、“費用萬端”、“刑罰苛虐”而被廢殺,廬陵王義真因為“輕動無德業”被廢殺,而他的父親武帝由於實行了德政,受到了人們的擁護,這一反一正的例子,給文帝上了生動的一課。事實上,人們也常常將元嘉之治和武帝聯係起來。如《宋書》卷五十四傳論:“自義熙十一年司馬休之外奔,至於元嘉末三十有九載,兵車勿用,民不外勞,役寬務簡,氓庶繁息,至餘糧棲畝,戶不夜扄,蓋東西之極盛也。”義熙十一年正是劉裕執政,從這時起一直到他代晉之後,劉裕采取了一係列改善民生的德政。如整頓吏治,禁止“權門並兼,強弱相淩”,減免租稅調役,撫恤鰥寡孤獨等。而他最突出的特點是節儉,《南史》稱他:“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嚐視朱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製諸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金玉。內外奉禁,莫不節儉。”即位之後還保留著耨耜等農具,以至於孝武帝稱他為“田舍公”。

宋文帝繼承和發揚了這些優點,在位的三十年間“惟簡靖為心”,下詔:“宜存簡約……務令節儉。”又令“群後百司,其各獻讜言,指陳得失,勿有所諱”。與武帝相比,文帝更加注重督課農桑。曾在元嘉八年、十七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九年五次下詔勸農耕桑,要求郡守縣宰獎訓民眾“耕蠶樹藝,各盡其力”,還要供給糧種、減免租穀舊債,整治估稅、市調、圈山占湖等“傷治害農”的行為。並在元嘉二十年立籍田千畝,“親率百辟,致禮郊甸,庶幾誠素,將被斯民”。這一係列善政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穩定,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麵,史稱:“綱維備舉,條禁眀密,罰有恒科,爵無濫品,故能內清外晏,四海謐如也。昔漢氏東京,常稱建武永平故事,自茲厥後,亦每以元嘉為言,斯固盛矣。”

@@二、元嘉時期的精神麵貌

元嘉時期的精神麵貌頗為昂揚剛健,這種發揚蹈厲的時代精神,導源於文帝的勵精圖治,同時也與武帝的蓋世武功有著密切的聯係。劉裕“崛起布衣,非藉民譽,義無曹公英傑之響,又闕晉氏輔魏之基”,“若非樹奇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承配天之業,一異同之心”。所以劉裕隻能通過一次次的軍事行動,來建立赫赫戰功,積累聲望與實力。他先後平定孫恩、盧循之亂及桓玄的叛逆,又攻滅南燕、後秦,開邊拓土,達到了東晉以來的最大疆域,史稱:“屬為郡縣者,則南過交趾,西包劍閣,北劃黃河,而繞東海,七分天下,而有其四。”其後的齊、梁、陳,非但不能固守宋武帝所開創的疆土,反而日益淪喪,直至被北方吞並。劉裕的北伐也極大地鼓舞了民眾的士氣,備受異族壓迫的民眾,終於有了揚眉吐氣的機會,民族意識得到了加強。後人稱讚他:“董率虎旅,以事中原……虜其酋豪,遷其重寶,登未央而灑酒,過長陸而下拜,盛矣哉!悠悠百年未之有也。”可以說,武帝的雄才大略奠定了劉宋強盛的開國氣象。

文帝繼承了武帝的英勇,登上皇位“便有誌北略”,企圖收複被北魏侵占的虎牢等地,為此文帝發動了三次大規模的北伐戰爭。元嘉七年,派到彥之統率王仲德、竺靈秀、段宏等人將“甲卒五萬”、“精騎八千”水路攻伐,進據滑台、虎牢等地。元嘉二十七年,派王玄謨率沈慶之、申坦等,戈船一萬,從東邊由水路北進。臧質、方回、劉康祖、梁坦,步騎十萬,從西邊陸路,徑造許、洛。元嘉二十九年,又派張永、王玄謨、魯爽等北伐。這三次北伐雖然都以失敗告終,卻展示了文帝橫挑強胡的英勇無畏,以及收複失地的雄心抱負。

傳統的觀點對文帝的北伐多持批評的態度,或認為“延寇蹙境”,或認為“元嘉草草”,或把文帝北伐的失敗,當做北強南弱的轉折點。實際上,這些觀點都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文帝的北伐並沒有導致北強南弱的局勢。元嘉二十七年之戰,誠然結束了元嘉盛世,但同時也對北魏造成了嚴重打擊,加速了北魏的衰落。在此之前北魏統一了北方,軍事、經濟達到了強盛的頂峰,這場戰爭卻使它“士馬死傷過半,國人並尤之”,從此一蹶不振。其後北魏雖然攻占了淮北、壽春等地,但那都是宋、齊內亂導致的,“非魏之力征經營也”。魏孝文帝時,人們寧願遷都,也不願南征,也可見出元嘉二十七年之戰對於北魏的打擊是何等之大。到了梁代北魏陷入了最為衰亂虛弱的狀態,先後爆發了以破六韓拔陵領導的六鎮起義,杜洛周、鮮於修禮、葛榮、韓樓等人率領的河北大起義,邢杲為首的青州大起義,以莫折大提為帥的關隴起義。朝廷內部則出現了胡太後毒死魏孝明帝,爾朱榮弑殺胡太後,高歡誅滅爾朱氏的內亂,最終分裂為東西魏。這是梁武帝收複失地,統一北方的最佳時期,梁武帝卻“重虛文以靡天下之士,尚寬弛以佚天下之民,垂四十年,而國政日以偷廢”。不圖進取,反而讓陳慶之護送北魏降人北海王元顥入魏,企圖立為傀儡,結果被爾朱榮所殺,陳慶之裝成僧人狼狽逃回。真可謂:“君忘其為中國之君,臣忘其為中國之臣,割棄山河,恬奉非類……至於此,而江左之不足自立決矣。”由此來看,把元嘉二十七年之戰看成北強南弱的轉折點是不切合實際的。文帝北伐所表現出的悲壯豪邁氣概,更是梁武帝等齊、梁、陳君主所無法比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