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延之（384-456），字延年，琅琊臨沂（今山東臨沂市）人，劉宋時一位非常重要的作家。《宋書》本傳說他“文章之美，冠絕當時”，梁代的劉勰、鍾嶸對他也都有很高的評價，可以說整個南朝顏延之都有著較大的影響，直到唐代才漸趨式微，以致後人在提到顏延之時往往把他當做雕琢形式的批評對象。這一方麵是由於他的詩歌以朝廟應製為主，一方麵也是受了傳統偏見的影響。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前，關於顏延之的研究還是非常少的，比較大的收獲是繆鉞先生的《顏延之年譜》，這是目前為止，我國內地唯一完整翔實的顏延之年譜。此外就是一些文學史中的相關論述，大多臚陳舊說，再按以批評之語，否定者較多。其中劉大傑能夠不拘時議，提出一些新的觀點，認為：“我們固不能把他評之過高，但像過去那樣，把他貶之過甚，也是很不妥當的。”進入新時期，自周建忠《論顏延之的文學創作》發表以來，據筆者不完全統計，研究文章已有四十三篇，特別是九十年代顏延之的研究出現了一個小高潮，達到了一個較高的水準。二十一世紀以來，雖不斷有論文出現，卻並未真正超越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成就。現就筆者目力所及，對近二十年來內地的顏延之研究現狀分類綜述如下。
@@一、生平、詩文考辨
考證生平這是最基本的研究工作，關於顏延之的生平考證，主要有繆鉞《顏延之年譜》、李之亮《顏延之行實及〈文選〉所收詩文係年》。此外，楊曉斌同誌對顏延之的生平也作了一些考辨。顏延之當時享有很高的威望，《宋書卷》七十三用了整整一卷的大規模篇幅為之作傳，這在《宋書》是很少見的，《宋書》中隻有謝靈運、袁粲、袁淑、蔡廓等極少數幾個人享有這麼高的規格。因此記載得較為詳細，但也有一些存在爭議的地方，主要有：
（1）初仕時間。《宋書》《南史》載顏延之三十歲以後出仕吳國內史劉柳行參軍。據此，繆譜將其係在三十二歲，即義熙十一年。李譜係在三十一歲。沈玉成《關於顏延之的生平和作品》考證當在二十三歲時。劉柳任吳國內史當在元興、義熙之間，而不能晚於義熙三年，因為義熙三年，劉柳已為上書仆射。所論甚是。其後，楊曉斌《顏延之三十以後初仕質疑》也基本認同這一觀點，並詳細考察了劉柳任吳國內史、尚書仆射、江州刺史的仕曆情況，對這一觀點作了補充論證。
（2）被貶始安郡的時間。顏延之被貶始安郡的時間，史無記載。一般認為在景平二年，根據是顏延之的《祭屈原文》序：“惟有宋五年月日……”但繆譜則認為“五年”乃“三年”之誤。其理由是謝靈運被貶是在永初三年，則同一原因被貶的顏延之，也應在永初三年。另一理由是《祭屈原文》中的“建嶼舊楚”一語，“建嶼”指初到任，應當是張邵初到湘州的語氣。張邵出任湘州刺史在永初三年。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學史料叢考》則據顏延之《陽給事誄》“側聞至訓”一語，認為景平元年顏延之還在京師，顏延之任始安郡當在景平二年，“惟有宋五年”無誤。楊曉斌《顏延之出為始安太守始末考——兼談〈祭屈原文〉等幾篇詩文的作時與背景》認為“側聞”隻表謙詞，並不能表距離遠近，又據劉義真被廢不遲於景平二年二月，推測顏延之出始安郡當在景平元年末。李譜也據《祭屈原文》中的“惟有宋五年”進行推測，卻係在元嘉二年，即使考慮到改元因素也隻能在元嘉元年，元嘉二年說顯然失考。至於在永初三年或是景平二年，抑或在景平元年末，還難於遽定。但顏延之被貶在劉義真被廢除之前，則是毫無疑問的。因此，顏延之遷謫始安郡當在景平二年二月之前。
（3）關於顏延之元嘉十七年至元嘉二十九年的仕曆情況，存在著較大的分歧，原因在於史傳於這段時間，隻記載了顏延之所任的職務，並沒有記載明確的年月。為此楊曉斌作有《元嘉十七年至二十九年間顏延之仕曆考辨》綜合諸家之說，作了較為詳細的辨析，認為；顏延之在元嘉十七年至十九年間，任始興王浚後軍諮議參軍；元嘉二十年任禦史中丞，於本年內遷國子祭酒、加官司徒左長史；二十五年被免官；二十六年五月後，起任秘書監、光祿勳；二十八年任太常。基本上理清了這段時間內的仕曆情況，對於準確了解顏延之的仕曆大有幫助。
（4）關於顏延之與陶淵明的關係也有人進行了討論。魏正申《陶淵明與顏延之交往新議》、衛軍英《顏延之與陶淵明關係考辨》對顏延之與陶淵明“情款”，這一傳統觀點提出了質疑，認為顏延之與陶淵明思想心性迥然不同，不可能成為知交好友。顏延之與陶淵明交往，除佩服陶公的人格外，主要為排解思想上的苦悶，其撰寫《陶徵士誄》也是為了揚人而讚己，帶著強烈的身世感，寄托著自己仕途的坎坷，不過是借以抒懷而已。那麼是什麼原因使世人將他們視為知交呢？衛文認為是《宋書》等史傳不加辨析地引用《陶徵士誄》所致。這兩篇文章看到了顏、陶的不同，指出二者的差異，對於準確把握二人的思想、創作，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大有裨益。但完全否定二人的交情，也有失偏頗，一些論述，未必符合二人的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