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由平淡寡味到濃鬱強烈
玄言詩表現哲理思考，排除人世爭擾，寫寧靜自然的生活，追求內心的安謐平和，以理性智慧和平冷靜的對待人生，具有形而上的思辨性。鍾嶸評為：“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論”三大家的創作卻融彙著強烈的現實感，寄寓著濃鬱的情蘊。以山水詩著稱的謝靈運，也並非“酷不入情”，王夫子評謝詩：“言情則於往來動止、縹緲有無之中，得靈蚃而執之有象；取景則於擊目經心，絲分縷合之際，貌固有而言之不欺。而且情不虛情，情皆可景；景非滯景，景總含情。”指出了謝靈運山水詩的情感特征。謝靈運的山水詩本來就是他外放永嘉、政治上遭受打擊、放浪山水的產物，因此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現實生活的烙印。如他離京赴永嘉上任，一路上所寫詩歌充滿了失意寥落之情。《初發都》：“辛苦誰為情，遊子值頹暮。”透露出詩人黯淡淒涼的意緒，《七裏瀨》：“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寫出了跋山涉水的孤苦辛勞，《晚出西射堂》：“含情尚勞愛，如何離賞心。”抒發了對故土舊侶的思念。與謝靈運借景抒情不同，顏延之的《五君吟》借史以詠懷，表達被貶的憤怒，他詠嵇康：“鸞翮有時铩，龍性誰能馴。”詠阮籍：“物故可不論，塗窮能無慟。”詠阮鹹：“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史家以為“此四句，蓋自序也”。可見他是以嵇、阮等人為曠代知己的。鮑照的抒情既不借助山水，也不借助詠史，往往揭喉而歌真誠地袒露自己的心聲。他的詩歌“多為不得誌之辭，憫夫寒士下僚之不達，而惡夫逐物奔利者之苟賤無恥。每篇必致意於斯”，《擬行路難》十八首便集中鮮明地抒寫了他的這種悲憤感慨。他歎人生苦短，說：“人生倏忽如絕電，華年盛德幾時見？”（其十一）寫離別之悲：“每懷舊鄉野，念我舊人多悲聲。”（其十三）抒寫遭遇不偶：“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歎息。……自古聖賢多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其六）總體上看，《擬行路難》十八首，“壯麗豪放，若決江河”。具有極強的感染力。
玄言詩人大多為高級士族，過著富貴優遊的閑暇生活，他們討論玄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為其享樂生活尋找哲學依據。劉宋時期士族開始受到削弱打壓，寒人庶族得到一定的重用，在這種身份地位的劇烈變動中，詩人們再也不可能從容地來談論玄理了。對此顏、謝、鮑三人更有著深刻的體會，謝靈運入劉宋後，由康樂公降為康樂侯，仕途上一直很不得誌，乃至最終被以謀逆的罪名誅滅。顏延之則由於好酒疏誕，肆意直言，被貶謫、免官。鮑照“才秀人微”，每每憤慨於當時的門閥製度。由此來看，或許正是他們的身世遭際，醞釀了詩中的濃鬱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