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漫淡漠的熊正良似乎一直在與文壇較著勁，這麼多年來，文壇一直忽略這個人的存在，至少是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這與他的實力和實際的成果很不相稱。但熊正良沒有動搖，沒有改變，如果說有所改變也隻是在他原來的道路上更偏執地往前走了幾步。他不是一個很有個性的人，實際上，他很謙和，很隨意，不強求。也許正因為此，他一直平靜而隨意地走著自己的路，他執拗地經營他自己的那一片紅上地，同樣忽略了文壇的存在。
他忘記了寫作是～種群體行為，一種社會化的象征行為；正如文壇總是忽略無法歸類的作家一樣，除非他們老到到汪曾祺那樣的地步。這麼多年，熊正良忍受過來了，以他的方式書寫著遠離文壇中心的小說。他的那些故事，那種態度和方式，沒有時間向度，沒有社會方位，它們來自紅土地，也隱匿於紅土地。
事實上，熊正良數年前還引起過某種程度的關注。1995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一套“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收有熊正良的小說集《紅鏽》。著名的軍隊評論家朱向前曾寫有“編後記”，裏麵使用了一些頗有鼓舞性的詞句。例如，朱向前以為，江西大半個世紀以來，除了個別作家能在某一個領域或某一個階段對中國文壇發生影響之外，基本上還少有能持續衝擊中國文學的人物。言下之意，朱向前把熊止良看成是江西半個多世紀以來不可多得的作家。朱向前慨歎，“紅土地始終處於中國現當代文學版圖的邊緣地帶”，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熊正良異軍突起……看來，朱向前認為熊正良是振興江西文學的頂粱柱式的人物。但朱向前的評價似乎並來引起更多同行的戈注，就朱向前而言，他也是汀西人，他對江阿文學的那種懷鄉情感，也難以引起其他地域同行的共鳴。熊正良掀起了短暫的高潮，很快義如泥牛入海。熊正良難以歸類，也難以定位。傳統，現代？
寫實？先鋒？也是在那篇後記裏，朱向前提到雷達在一次關於熊正良作品品討論會上的發問：“江西怎麼出現這樣一個現代派作家？”雷達還說：在現代派這點上，在某些方麵，他比我們現在評淪得很多的先鋒小說家還要先鋒。我不知道雷達是把熊正良和哪幾位先鋒派作家對比得出此結論的，但有一點是很清楚的，熊正良曾經被歸到現代派和先鋒派一類之中。朱向前在歸類時顯得比較謹慎．他使用“印象域派”這一比喻性的概念來描述熊正良的寫作特色。他認為，把視覺經驗、空間想象和神奇現實巧妙通合．從而寫出那片令人激動不安的靜穆的紅色，可以看成足熊正是的創作特色。我認為朱向前的概括是非常準確而精到的。
事實上，熊正良是一位風格化的作家，他的藝術特征十分明顯，任何稍有藝術敏感性的人，都能感覺到熊正良的藝術風格。
他寫作的主題，他的人物，他的地域特征，他的敘述方式，他的語言表達形式等等都與眾不同，都有他的獨到之處。也正是因為他的個人化風格過r明顯，人們很容易被他的表麵形式所吸引．從而放棄了深究他的思想主題的努力。
熊正良1992年出版的小說集《樂聲》收有《樂聲》、《紅薯地》、《飄香鬆林》二個中篇，由百花洲出版社出版；同年還出版了一部長篇小說《死亡季節》，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前麵提到的《紅鏽》收有《老魚》，《臥槽馬》、《紅河》、《紅鏽》、《蒼蠅蒼蠅真美麗》等。這些作品中，《紅薯地》、《紅河》、《紅鏽》可看成是熊正良“紅土地”係列的代表作，尤以《紅河》和《紅鏽》更她熊lf良的功力。實際上，熊正良印象主義式的敘述根源於鄉村自然主義的抒情本質，熊正良小說的精神實質是一種鄉村自然主義，其根本意義在於鄉村的自由主義精神和浪漫情調的結合，具體表現在：1.對土地的愛戀與逃離的雙重態度；2.與自然景觀相和諧的人倫情感；3.愛與美構成的必然悲劇；4.抒情性的敘述方式。
《紅河》講述一個鄉村青年的愛情經曆。一個自由遊蕩的鄉村青年，為一個姑娘所吸引而結婚，結果，姑娘死於難產。這樣一-個故事沒有特別之處，它的特征就在於它的完整性，一個有開始和結束的故事包含了小說敘事需要的全部因素，愛情、情欲、婚姻、生產和死亡。這個包含了悲劇因素的故事，實際上卻被熊正良敘述得感傷而浪漫。悲劇的情愫最大可能地為自然主義的情感之美所衝淡。
《紅河》一開始是這樣敘述的：“我再也走不出紅土地……
我又一次覺得自己的的確確幾千年以前在這裏生活過。”這種敘述是有象征意義的，一個鄉村青年四處遊蕩，他耍尋找什麼？走出紅土地的路’他漫有明確的目的四處行走，但他又不斷地預感到“再也走不出紅土地……”。因為走不出，所以要不斷地四處行走，隨遇而安。他走到某個村莊，也許根本就沒有遠離家園。他在某個地方為鄉村女子所吸引，他就在這裏繼續生活。熊正良的鄉村主角總是這樣自由自在，他們生活在紅+地上，不滿卻叉心安理得。這裏沒有真實的人與社會的衝突，一切困境和災難都是自然的，人隻有與自然抗拒或順從自然的神秘力量。在這樣一片似乎與外世隔絕的紅土地上，人們生生息息過著艱難而平靜的生活。這個更具體的地點，一個榨油坊，是一個拒絕時間和曆史的自然空問。隨意發生的愛情，偷情，怪胎，上吊，生產，偶然的死亡等等……這些都與人類社會的文明製度無關，沒有曆史，沒有時間，一切都是從遠古時代綿延至今的牛活。人與人的情感，人與自然的情感，人與動物的情感，這一切都源白人與自然合一。所有這些事情的發生和消失，都顯得平靜而自然，，正如敘述人所說的那樣，好像幾千年前就生活在這裏。
熊正良試用去寫出一種遠離工業文明的純粹鄉土中舊的故事，鄉村直以它的方式存在，這裏的生活實質就是人與白然的和諧統一，人沒有從自然的狀態中擺脫出來，也許無法擺脫出來。男主人公“我”在新婚之日突然像瘋了似的逃跑，他當然沒有跑成功。他惟一能做的就是半夜起來撞油榨，以此來表示他向往外麵世界的心理：“我覺得那響聲仿佛是一道白色的弧光，這弧光載著我的一顆心悠悠遠去，飄出紅土地，去一個陌生的地方。”實際上，這紅土地上的人們都有逃跑的經曆，油信子年青的時候不也想跑出去嗎？“我那幾年跑呀跑呀，可睜開眼還在這塊地上。紅紅的，紅土地太大_了……”是紅土地太大了，還是鄉村的人們骨子裏眷戀紅土地？他們壓根兒就不想跑遠，當然跑不出紅土地。熊正良顯然處在兩難境地：他努力去寫出紅士地上艱難困苦的生活及人們對鄉村生活的逃離；但另一方麵，這裏發生的生活卻並不是悲劇性的。熊正良顯然為他所描繪的自然鄉村的情景所迷醉，以至於這裏發生的任何災難和苦難都有一種純粹的美感。顯然，熊正良的紅土地係列帶有尋根的流風餘韻的色彩，在某種程度上還與奠言的“紅高粱”有某種承繼和發揮的關係。盡管熊正良還不至於像莫言那樣對紅高粱家族的生活心醉神迷，但他對這土地上的故事也懷有一份欣賞。也許截然的價值判斷並不重要，敘述人本身的兩難，也許就是那土地上的人們真實的處境。熊正良的紅土地的故事，也像是一個成長的故事。經曆過紅土地的洗禮，年青一代的農民終於成熟了，習慣丁紅土地上的生活。他們不再逃離，逃離足沒確用的，他們就屬於紅土地的子民，他們像父輩樣經曆過苦難和死亡的磨礪而成為紅土地上的硬漢子。在這意義上，這義像是一個經典的關下逃離與歸鄉的故事的縮寫。
相比較而言，《紅鏽》更多地透示出一些當代鄉土中國正在發牛的生產關係的變異。《紅鏽》最早發表於1994年《收獲》，經曆過1992年中國南方沿海城市的經濟騰飛的神話，中國鄉村也開始向市場經濟轉型。人與人的關係，人與土地的關係都發生了相應的變更。
這篇小說的敘事實際由兩個故事構成，一個是關於“我”的故事，一個是關於“野狸子”的故事。這兩個故事通過“我”和“野狸子”若有若無的關係而勾聯在一起。這兩個看上去無關或關係鬆散的故事，其實有著某種內在的相互對應折射的關係。
“我”的故事表現著現在紅土地上正在發生的一些微妙變化。
傳統的生產關係、人倫關係，被一種新型的經濟關係所取代。
“我”與冬芥子這個同母異父的兄弟，也不能保持傳統農業社會的那種親緣關係，而是展開了經濟競爭。冬芥子顯然代表了一種新型的生產關係，他並不顧及傳統的血緣關係，而把同胞兄弟擠垮。而“我”也忭著憤恨接受了這樣一種生產關係，到冬芥子的油坊打工。然而，“我”本質上是一個懷舊的人，向往這塊土地上的那種流浪生活，為了流浪甚至提出與h月離婚。於是他四處流浪，直至進入監獄到釋放，多年之後才又返歸故裏。
“我”的這種心理狀態，與“野狸子”的那個故事構成一種轉喻關係。這個女人與遊方郎中的關係滲透著傳統鄉村社會的意味。一個為丈夫的疾病所苦的女人，引來遊方郎中存家裏為丈夫治病，而病人膏肓的油倌無可救藥。遊方郎中是一個鄉間自由主義者，一個無望卻隨遇而安的人，他為油倌治病又對“野狸子”想人非非，觀看“野狸子”的乳房，甚至爬上她的床。他的醫術和離奇古怪的藥方——關於柳樹的一些說法，具有鄉腳浪漫主義和魔幻現窶}望的雙重特色。也許油倌的故事穿插其間．具有一些勉強的象征意義，患了水治之症的鄉村的那個莫名其妙的毒瘤始終存在著，它占據著鄉村生活，壓製r鄉村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