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僅僅存在著的無實際所指也無明確寓意的障礙，並不是小說的成功之筆。
‘野狸於”的故事重現丁鄉間的過去時光，那種生活方式和生存情景，它們與現在的“我”的故事處於同一時空卻若即若離，作為鄉間勉強保持的種記憶+散落在敘事之中。這裏值得玩味的是，“野狸子”的故事似乎還足作為敘事，它占據r故事的開頭位置，並且占據不少篇幅，但這個故事總是不斷地在後退，退到敘事的背景，它們像是一些無法概括的鄉間表象和情景，具有“過去時”的存在情態。它們散亂在現在故事的各個環節，實際被現在的故事推到後景，變得無比虛幻，它們象征著一種逝去的鄉村背景。
不管是“我”的現在的故事，還是“野狸子”的實際指向過去的故事，都以極為鬆散的飄忽不定的筆調加以勾勒，熊正良力圖浮現出的是一些關於鄉村的印象和記憶，那些殘留的過去時代的片斷，與現在的不安分的躁動的場景相交融．繪出了特別的鄉村情景。它們顯示出鄉土中國在轉型時期所表現出的雙重曆史矛盾。
近幾年來，熊正良的小說寫作正在發生一些潛移默化的變化，他更多地轉向關注帶有鄉土中國印記的城市生活，關注人們從曆史中走出來的更複雜更有張力的那些矛盾。
1997年，熊正良在《漓江》上發表中篇小說《城市麻雀》，它表明熊正良有構造複雜的敘事情境的能力。擺脫掉紅土地的背景之後，熊正良正致力於在人性的深處去思考人們生存的困境。
這是一篇“隱喻性”的小說，關j~麻雀的隱喻構成了小說敘事的內在思想．、“隱喻”性的敘事與“象征”性的敘事不同，後者以象征為中心，故事中的人物和敘事觀點不斷追蹤象征的意義而展外，象征始終是一個獨立的符號，構成整體敘事的動機，如葉芝的詩《麗達與天鵝》、《駛向拜占庭》，悔特林克的《青鳥》等等。
在隱喻性的敘事中，隱喻符號作為中心思想沉潛於整體敘事之下，所有的故事最終的所指都町以歸結為這個符號。熊正良試罔寫出城市腮民卑微的生存處境，表現人類生活的有限意義。
他試罔表現並且追問：人們如何生存？如何超越困境？在某種意義上，這篇小說具有反存在主義的傾向。存在主義反複宣稱人可以自由選擇自我本質，然而，在熊正良的敘事中，人隻是徒勞地選擇自我的本質，不斷地丟棄自我存在的意義。
存在具有不可超越性。《城市麻雀》的敘事集中於表達這樣的思想：人的生存境遇是不可超越的，人隻能在它所存在的世界裏去指認空洞的屬人的存在。小說敘事在祖孫三代人中展開，這是極其卑賤的底層生活。癱瘓的爺爺丁懷出無止境的咒罵，使困窘的鰥夫丁禾陷入無窮的煩惱，當然也把敘述人我（丁果）這個實習醫生搞得心煩意亂。生活對於爺爺意味著什麼呢？這個人在四十多年前那場聲勢浩大的反貪汙運動中被揪出來，從此可以想見他在當代中國政治曆史中的全部境遇。這個人的生活走到了盡頭，但總算有一個兒子在他癱瘓的年月裏給予關照。熊正良顯然不是單純地在展示一些苦難兮兮的生活事相，而是力圖去發掘處在困境中的人們的特殊關係，人是如何被環境支配而叉隨遇而安，不得不接受現狀的悲哀處境。環境具有不可超越性，環境對人的決定是如此可怕，甚至於親人處在如此境遇中也不得不相互仇稅。在丁懷田和丁禾之間，不存在傳統友善的父子關係，丁懷田這個被曆史否定的人物，現在突然在丁禾四十多歲的時候霞現在他生話哩，然而，丁禾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他僅僅因為命定的父子關係而承擔義務。生活於如此境遇中的人們是談不上什麼愛心之類的奢侈的道德責任的，但人總是要完成生存義務，丁禾接受了牛活的一切事實．甚至丁禾的老婆也接受了。這並不是說熊正良隻是簡單的悲觀論者。熊正良的敘事沒有任何正麵的肯定性的評價和頌揚，但他恰恰是以人對生活事實的接受，來矽示牛存的堅韌與悲哀。不是因為人選擇了生存而變得偉大，而是凶為人無從選擇，無從選擇的生命才顯出它的內在性。人的生存因為悲哀，才顯出堅韌；正因為峰韌，衛顯出悲哀。熊正良恰恰是通過把生活壓製在極為絕望的境地來顯示出小人物牛活的勇氣，這尤其是對薩特式的存在主義的顛倒。
小說敘事當然不可能是在詮釋某種哲學理念，熊正良的反存在主義式的美學意味，在人物對命運的無望的反抗中，透示出“後悲劇”式的情調。寫小人物生活的艱辛，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主題．90年代初盛行一時的“新寫實”小說就熱衷於此道。劉震雲關注小人物在權力網絡中自我分裂的可笑處境；池莉在表現普通人的生活煩惱的同時，也不失時機地表達他們的快樂與幸福；方方則是冷靜而實在地表現那些粗鄙困苦的生活。顯然，熊正良走得更遠。他去除了生活的希望和廉價的幸福承諾，他把坐活壓製在無望的境地，在這個極端的境地來觀看人所作的徒勞反抗。由於熊正良的敘事給定了這些人的存在前提，使得這些人的反抗顯得極其英勇而又徒勞，並且充滿了悲劇與喜劇相混合的意味。這篇以第一人稱來敘述的小說的主人公與其說是“我”丁果，不如說是丁禾，對丁禾的生存境遇的書寫應該說是相當出色。丁禾窩囊的生涯由於癱瘓老父的降臨而變得更加灰暗，但他承受了這一切。這個人本質善良，他的無能與卑賤不過是他的曆史給定的存在，作為一個貪汙犯的兒子，他不可能有更好的下場。熊正良並不是悲天憫人地對生活加以控訴，他並沒有去表現生活的曆史形成，去揭露牛活的不合理性，、沒有，這一切都是已經存在的，也將存在下去丁禾接受了-切，他和妻子給臭氣烘烘的父親擦身，為r買一台洗衣機，他們節衣縮食。丁禾發現父親破箱千裏的存折，直到丁果的母親身患不治之症，他才拿走存折。，他熬了王八湯端給不久於人世的妻子，這個人做著人所能做的一切，他承受r災難。生活的不幸不斷加到這個人的頭上，他還在肓目地生活，被命運拖著走，這就是他的悲壯存在。
如果說熊正良是現實主義式地所謂揭露生活的陰暗麵，在困苦生活中表現人性的美與善，雖然其誌可嘉，但在敘事上未必有多少特殊之處。熊正良敘事上的顯著特色在於，在人物與命運的被動的抗爭中，顯示出極為生動的意味，給予一種不斷扭曲的欲哭無淚的快感。小說後半部分關於丁禾的故事寫得更為生動。丁懷田死後，鰥夫丁禾就開始注意報紙上的征婚廣告，他不辭辛苦總算恢複了寫字的能力，以拙劣的筆跡完成的情書，卻給他帶來希望。他與龍雲的約會“非法銷售旅遊鞋的形式進行．並且被執法人員四處驅趕。這些細節極為出色，人的處境被壓製到如此可悲的境地，但他卻無所畏懼地去奪取生存殘餘的勝利。人的行動與環境構成如此嚴重的反差錯位，卻從中透示出歡東與滑稽，流蕩著一種“後悲劇”的意味。也許從傳統的服光來看，熊正良似乎過分醜化勞動人民，而且也顯得過分冷酷，他沒有給生活提示任何希望，這些都有可能使那些堅信批判現實主義原則的人們對他提出質疑。但在我看來，熊正良這種反存在主義式的寫作沒有給生活提供廉價的歡樂和希望，而是把生活推到極端，觀看處在絕境的人們是如何非本質性地存在，並在作一係列徒勞的反抗。他把卡繆的那個推著石頭的西西弗斯給予戲謔性的處理，他沒有生存的悲壯感，隻能卑微地徒勞地奪取生存殘餘的希望。正是在這種表現生活的徹底件中，熊正良抓住了生存世界的本質要義，對於最低限度生存著的人們給予了純粹的關注，但是這篇小說也有一些不足，或者說有一些不協調和缺撼：
敘述人“我”丁果與丁禾構成一種明顯的分離。就人物自身存在的曆史而言，這父子兩代人當然不可能有協調的生存態度和生存方式，我是指在敘述上的那處不協調感。顯然，敘述人的故事與丁禾的故事構成緊張的拉力。就敘述人而言，他試圖把這篇小說作為丁果的故事來講述，一切都按照丁果的視點來展開故事，丁禾的故事在敘述人的動機中，不過是作為丁果故事的附屬係列。但小說敘事的結果則是，敘述人的故事無法包容丁禾的故事，丁果的故事顯得抽象、概念化和勉強。丁果這個實習醫生陷入了王芳的情網，這個故事充滿了感官色彩和流行的男性欲望化的敘事特征，王芳像所有男性塑造性感尤物一樣多情、嫵媚且變化無常，她是典型的男性白日夢式的女性幻象。丁果與王芳的情欲關聯，是為了說明“色空”這個佛家觀念，給隱居的結局提供因果關聯的解釋，還是為了在敘事中製造一些觀賞性的因素，在這罩．我並不是說不能對人類的情欲展開直接描寫，對於現代小說而言，性、暴力與陰謀（政治）是其三大要素，這是無庸置疑的事實。在處理命運與欲望構成的錯位關係時，有些細節應該說是相當出色的（例如，戴著黑紗考試還對王芳想人非非）．但我要說的是在這裏的敘事，對丁果與王芳的情欲處理，沒確與丁禾的故事構成一種潛對話關聯。在絕單境遇裏生存的人們與這種男性白日夢並不協調。這就是因為在敘事上丁禾的故事與丁果的故事相互脫節造成的後果。敘述人始終拿不定主意：是重點講述丁禾的故事，還是丁果的故事？而丁禾的故事顯然更加成功，事實上壓倒了丁果的故事，這使得敘述人關於丁果的敘事像是一種外在的視點，一些勉強拚貼上去的後現代因素，因而敘述人關於牛存的悲觀主義論調具有概念化的意味，自殺、孩子捕麻雀的情節直至隱居的結局，都有一點生硬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