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使關於“麻雀”的生存論意義上的隱喻顯得過於直露，也過於充分。隱喻糞的小說和象征性的小說都應該避免過於明確的隱喻意義，這樣或許更能表達某種不可言喻的複雜意味。事實上，就小說敘事而青，隱居隻是簡單地避開，並沒有解決任何生存的困難，而丁禾在生存著，對於“麻雀們”來說，生存是不可超越的。如果熊正良在解決這類現實問題時，不是簡單求助於佛教現成的經典答案，而是重溫一下馬克思關於“階級論”的一些觀點，可能更有力。當然不是通過理性的議論來表達，而是在藝術地把握變動的曆史與現實的同時蘊含這樣的觀點。
事實上，熊正良如果集中講述一個方麵的故事，可能會更有力度；特別是明確點出時代背景，用“現在”的城市表象作為環境依托，會使小說敘事更有立體感。熊正良的小說一直傾向於隱去明確的年代背景，這在處理鄉村故事時會產生一種空靈感；但在表現當代生活時，我還是主張大量動用能夠表征當代現實變動的文化代碼作為敘事的布景，這樣會強化一種“現在感”。
2000年，熊正怠在《人民文學》發表了《誰在為我們祝福》。
這篇小說講述一個家庭的生活悲劇，一個下崗母親偏執地四處尋找做妓女的女兒的故事。這個家庭似乎是徹底崩潰了，無情無義的父親，下崗並且有點偏執狂的母親，做妓女的大姐，做廣告模特兒的二姐，再就是無所作為的“我”。這部小說不僅顯示出熊正良告別紅土地走向更廣闊的表現天地，同時反映出熊正良的小說敘事功力已經達到相當成熟老辣的地步。事實上，縱觀熊正良的小說，特別是《臥槽馬》、《匪風》、《紅鏽》、《城市麻雀》直到這篇《誰在為我們祝福》，可以看出熊正良的敘事能力和藝術水準在同代作家中所達到的高度。他對主題的處理，對結構的把握，對人性和命運的那種穿透性的表現……這些都顯示出熊正良的非同凡響之處。就這篇《誰在為我們祝福》而言，它無疑是近幾年小說巾的上乘之作；但我認為這篇小說的成功之處在於它把～種生活狀態推到極端產生的那種震撼力，以及由此表現出的富有張力的敘事形式。如糶人們以為因為這篇小說直接反映了一種苦難的生活．就足以令人稱道或因此具有了思想力度，那我認為這種看法叉過於簡單。在我看來，寫作苦難隻是表現的問題，作為小說，實質還是在於它如何處理苦難。
從表麵上看．這篇小說使人想起19世紀歐洲的批判現實主義，隨著工業化的興起，傳統的價值觀念和家庭倫理都麵f臨解體，而最深刻受到傷害的還是好些底層貧苦民眾。早期歐洲的批判現實豐義作家以人性論和人道主義為思想基礎，對工業化帶來的社會問題進行追問。現在，一度沉寂的人道主義式的關注底層民眾的思想情感開始抬頭。它們把現在的商業主義或市場經濟看成社會問題產生的背景。近年來，類似的小說雖然不多見，但有幾篇總是給人以強烈的震撼感。廣西的鬼子就以寫這類小說著稱，反映底層勞動民眾的苦難，揭示社會新的不平等，對當今市場經濟提出疑問。鬼子在去年的《人民文學》發表了一篇《打瞌睡的女孩》，這是一篇妻子尋找泡妓女的丈夫的故事，敘述人是一位少女，犀終也走上了賣淫的道路。這類小說確實反映了當今社會薦在的問題，市場經濟給底層民眾帶來r什麼？帶來了幸福還是安寧？帶來了破裂還是悲劇？當然，這篇小說沒有直接提到社會方麵的原因，也沒有出現社會性的壓製力量。這個家庭的悲劇根源似乎在於這些人的個性。徐梅與劉義離婚是曆史原因造成的，徐梅固執地尋找女兒，這也是她的偏執心理造成的。二女兒當廣告模特兒是因為她的大眼睛和大胸脯，至於大女兒當雞顯然也不是生活所迫，至少她還是可以生活下去的。但地選擇了當雞，這就是個人問題，也許是她自甘墮落。她身邊似乎有一個壞男人逼她，但小說並未給予充分表現。
好像那個叫李紅衛的人還振振有珂地教育徐梅：“把日子過好了不行？”似乎強盜也有強盜的邏輯，條條道路通歲馬，目的郜不過是把日子過好了。各人都有各人的活法，如此看來，這也不失為奔小康的一種途徑。
批判現實主義批判什麼呢？它沒有針對社會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相反．我們看到現今的社會給人們提供了更多可能的選擇。人如選擇了當雞．二姐利用大眼睛和大胸脯做廣告。這在一部分人看來是悲劇性的選擇，如徐梅就把這看成奇恥大辱，但金娣和銀娣可能並小這麼認為，於非魚，焉知魚之樂？亢其量這些悲劇都是個人的悲劇，是性格的悲劇。正如小說一再表現的那樣，連徐梅周圍的人都認為她太過偏執了，她的前夫，她的兒子，她的鄰居都認為她的執著有點變態。盡管批判現實主義提到這些現象，但無法觸及社會的根源。小說在敘述上的出色，使這些苦難的和偏執的生活更具有原材料的特征。這與數年前餘華、蘇童們的敘述有異曲同工之妙，那些沒有真實曆史內涵的“曆史”，給先鋒們的敘述提供了敘述的原材料；現在，這些苦難兮兮的生活，主要根源於個人的性格和個人的生活選擇，也給小說敘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就寫作苦難而言，並不能證明小說就特別有價值，實際上，當今的小說一觸及苦難主題，其內部都蘊含著難以克服的矛盾，它表現苦難的目酌、方式、動機和結果都很難達到統一。就此層麵而言，苦難原則並不能貫徹到底。
也許我的這種說法有失公允，這樣看來，寫作快樂的生活與表現苦難就沒有質的分別嗎？當然還是有區別。寫作苦難至少引起人們關注底層民眾的艱難，提醒人們注意到社會責任感。
隻不過我試圖打破對苦難的迷信，因為，在現時代，苦難的根源已經變得租噯昧隱晦，人們表現苦難的外表，它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人們同情悲憫，也很難有更實際的意義。但由於文學長久形成的傳統，苦難的生活一直是文學表現的核心和根基，似乎占難才具有曆史感和社會本質，才具有力量。但現時代確實令文學陷入尷尬的處境，重要的不是去發現苦難，而是解決苦難。
發現苦難而不去解決它，那就有欣賞苦難的嫌疑。可是為了解決苦難，那麼對苦難的表現就不是文學的專長，而是新聞媒體的強項。報紙，特別是電視這種現代傳媒，它們可能在表現苦難和解決苦難方麵比文學更具優勢。傳統文學以真實性效果製造的“感人”的美學品質，現在也不得不被削弱。文學以什麼打動人呢7或者說，“打動人”這種提法可能都顯得很奢侈，也許說“吸引人”更適當些。
單純的人性與命運難以起到支撐作用。人性和命運與其說是表現的中心，不如說是表現的軸心。圍繞這個軸心，小說敘述的功能才能充分展開，小說的表現性因素才能獲得豐富性和複雜性。與傳統的現實主義小說相比，熊正良這部小說在敘事方麵F的功夫是顯而易見的。傳統小說主要製造一種似真性效果，以其人性與命運的力量就能打動人，但熊正良這部小說把人物的命運推到極端，正是為他的敘述找到視角和方式。例如，他用第一人稱製造真實性的效果，但這個第一人稱的敘述人始終以分裂的方式來製造效果。這個少年人的視角與敘述方式有意拉開了距離～—這種距離感使敘述始終保持張力和活力，特別是使敘述人有能力重新審視劇烈變動的家庭關係和變了質的家庭倫理，他始終對這個故事產生懷疑，對徐梅身上表現出的悲劇因素進行反省，對所有的人物都進行潛在的嘲諷。在悲劇中融入充足的反諷性因素，可能是這部小說敘事方麵最有力的地方。也就是說，這部小說成功之處，並不在於它是否寫了苦難．寫了人性的悲劇，而在於它對苦難和人性悲劇的處理方式。它把一個人和一個家庭的生活推到極端，加以全麵的扭曲和撕碎，把那些有棱角的銳利的生活斷片加以重新組裝，使生活顯示出它的不可抗拒的顛覆性。這篇小說在敘述方麵創造的經驗是值得認真探討的，那種張力和活力貫穿於人性與命運的諸多方麵，使之具有複雜和多重的美學品質，這就使文學在敘述中獲得了再生的力量。這樣一種力量，正足文學在視覺符號霸權麵前，在各種權勢而前存在下去的依據．
2000年4月12日於北享望京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