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80年代初直到今天新世紀的二十來年的時間裏，我們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發生了相當大的演化。在我看來，這一時期先後出現的三個關鍵語彙可以說大體上勾勒了這一演化的基本走勢：“走向世界”、“現代性”與“全球化”——這三個語彙的出現代表了各自曆史階段的特點，而它們所構成的運動方向又折射出了學術研究以及學術研究背後的種種話語關係。通過對這三個語彙的梳理，我們將應該更清楚地揭示包含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發展背後諸多文化信息，從而加強我們學術追求與文化反思的自覺性。
“走向世界”
“走向世界”代表的是剛剛結束十年內亂的中國急欲融入世界，追趕西方“先進”潮流的渴望。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乃至中國學術界“走向世界”呼籲的背後，是整個中國社會對衝出自我封閉、邁進當代世界文明的訴求。在全中國“走向世界”的合奏聲中，走向“世界文學”成了新時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第一推動力”。樂黛雲先生1988年回顧“近五年”的學術發展時不無激動地說：“有一批青年學者，他們以紮實的科學知識、嶄新的知識結構、深邃自由的思考、初生牛犢的朝氣以及敏銳的文字表達能力，在近五年裏穿透了前人五十年的思考曆程，到達了國際學術界思考的前沿，找到了與國際上的思考者對話的途徑。他們正在堅定不移地走向世界……‘走向世界就有個’比較的問題。”這裏所謂的“青年學者”主要是針對比較文學界而言，然而，它顯然也同樣符合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的基本情況。在新時期，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勃興幾乎與比較文學研究的崛起完全同步，而且彼此形成了最親密最默契的配合關係，就是這樣的關係，在很大的程度上強化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以“走向世界”為己任的基本趨勢。
1979年高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成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創辦，這是新時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重整力量、全新啟動的主要標誌。在那最初的幾年中，除了陸續出現的撥亂反正的“重評”之作外，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對中外文學關係的考察，例如1979年李萬鈞發表《論外國短篇小說對魯迅的影響》，1980年王瑤發表《論魯迅作品與外國文學的關係》，次年溫儒敏發表《魯迅前期美學思想與廚川白村》，陝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卓有影響的“魯迅研究叢書”，魯迅與外國文學的關係成為其中重要的選題，如戈寶權《魯迅在世界文學上的地位》、王富仁《魯迅前期小說與俄羅斯文學》、張華《魯迅與外國作家》等，這些考察揭示了一個重要的事實：以“五四”為起點的中國現代文學，其主要的文學史意義常常不能在“階級鬥爭”的政治視角中獲得證明，恰恰是“走向世界”的選擇賦予了它有別於傳統的“現代價值”。王富仁後來追憶說：“新時期伊始，首先活躍的是以魯迅研究為中心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而這時作為新潮出現的則是中國現代文學與外國文學的比較研究。”的確，就在“以魯迅研究為中心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開始用比較文學的方式“走向世界”之時，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也進入到了新的曆史發展時期。1981年北京大學成立我國第一個比較文學研究會，1983年天津召開建國以後第一次比較文學研討會。值得注意的是，新時期中國學人重提“比較文學”首先是在外國文學研究界，然而卻是在一大批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介入，或者說是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將它作為一種“方法”加以引入之後，才得到長足的發展。新時期比較文學的倡導者不少本身就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傑出學者，如賈檀芳、樂黛雲、王富仁、溫儒敏等人，甚至還有已經進入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重要人物，如錢鍾書、卞之琳、袁可嘉、鄭敏、施蟄存等。1981年4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研究室舉辦“中國現代文學思潮流派問題學術交流會”，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成為會議發言中格外引人注目的部分，以至今天的比較文學學科史也特意描述了這次會議的盛況：“鮑昌比較係統地闡述了外國文學思潮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影響；卞之琳談了西詩對中國新詩的影響；戈寶權講的是現代作家和外國文學之間的關係；劉柏青具體地講中國左翼文藝與日本無產階級文藝思想的關係；樂黛雲就‘比較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做了係統發言。”同年，錢鍾書先生又這樣為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把脈”：“要發展我們自己的比較文學研究，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的相互關係。因為從曆史上看來，各國發展比較文學最先完成的工作之一，都是清理本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的相互關係，研究本國作家與外國作家的相互影響。”
於是，在20世紀80年代的比較文學研究當中，影響研究（主要是西方文學思潮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成了主流選擇，據有關學者對1977-1983年間中國比較文學論文選題的統計：
這一統計表明，影響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有著絕對優勢。與此同時，我們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也主要通過對中外文學關係的考察為自己開拓了全新的發展空間。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與比較文學研究實現了最充分的“資源共享”。
比較文學的恢弘視野給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以新的價值角度，由比較文學而生發的“總體文學”——“世界文學”的壯麗圖景，也顯然給我們文學以某種未來的期許，這一期許在很大的程度上牽引著我們在某種“進化”的模式中評定文學的價值。從曾小逸主編《走向世界文學》，陳思和《中國新文學整體觀》，到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對20世紀80年代文學史總體架構影響深遠的這幾部著作都洋溢著飽滿的“走向世界”的激情。《走向世界文學》一書不僅囊括了當時新近湧現、後來成為本學科主力的大多數學者，集中展示了那個時期的主力學者麵對“走向世界”這一時代主題的精彩發言，而且還以整整四萬五千餘字的“導論”充分提煉和發揮了“走向世界文學”的曆史與現實根據，更年輕一代的學人對於馬克思、歌德“世界文學”著名預言的接受，對於“走向世界”這一訴求的認同都與曾小逸的這篇“導論”大有關係。陳思和的“新文學整體”也屬於“世界文學整體框架中的體內經絡與動脈”。同樣，“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也被闡述為“中國文學走向並彙人‘世界文學’的一個進程”。盡管這些“走向世界”的訴求同時也論及了民族傳統的不可或缺的價值，但事實上，它們最精彩最深刻的理論貢獻常常還是在對“外來影響”的追述當中。20世紀80年代的“走向”激情也注定了“民族化”的確更多熏染了“防禦性”的色彩。
在曆經數十年的文化封閉與唯階級鬥爭化的理論封鎖之後，是“走向世界”的激情實現了我們寶貴的思想“突圍”，在“世界文學”宏大背景的比照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獲得了空前開闊的視野。“走向世界”的過程同時也是“世界”湧入中國的過程，因為有了“走向”，才出現了後來潮水般洶湧而來的西方文學的“方法”，這林林總總的“方法”終於更新了我們業已僵化的文學批評模式。
當然，在種種的“方法”當中，最後成就斐然、影響深遠、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實效最大的還是比較文學，正如王富仁先生所說：“我們稱之為‘新時期’的文學研究，熱熱鬧鬧地搞了十多年，各種新理論、新觀念、新方法都‘紅’過一陣子。‘熱’過一陣子，但‘年終結賬’，細細一核算，我認為在這十幾年中紮根紮得最深，基礎奠定得最牢固，發展得最堅實，取得的成就最大的，還是最初‘紅’過一陣而後來已被多數人習焉不察的比較文學。”時至今日，“比較”早已經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最基本的一種方法，而對主要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家而言，其外來的文學資源都得到了幾乎沒有遺漏的發掘和清理。
“走向世界”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當時力圖撥亂反正、“恢複曆史的本來麵目”，所謂的“本來”其實就是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麵目”。於是，在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發展的敘述中，“引發模式”獲得了最充分的闡發和運用，中國文學如何為外國文學所啟迪、所影響，如何經過世紀性的“文化換血”而取得了新的題材、主題、語言與思維，這就是我們主要的研究工作。不過，當“引發”逐漸成為了我們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認識，其潛在的問題也就表現了出來。我們看到，在中國文學因外來“引發”而“走向世界”的描述當中，我們似乎更注意因“引發”而產生的“結果”而非實際“引發”的諸多細節，或者說是將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簡化為異域因素的“輸入”與“移植”過程。這便在很大的程度上漠視了文學創作這一精神現象的複雜性。因為，精神產品的創造歸根到底並不是觀念的“移植”而是創造主體自我生命的體驗與表達，作為文化交流而輸入的外來因素固然可以給我們某種啟發，但卻並不能夠代替自我精神的內部發展。一種新的文化與文學現象最終能夠在我們的文學史之流中發生和發展，一定是因為它以某種方式進入了我們自己的“結構”，並受命於我們自己的滋生機製，換句話說，它已經就是我們從主體意識出發對自我傳統的某種創造性的調整。
當“走向世界”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了怎樣的“世界”，而不是作為創造主體的中國作家究竟如何在“走向”，這便為後起者的學術質疑留下了空間。難怪在20世紀90年代的“現代性質疑”思潮中，不少的學者都將包括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化的現代性動向指責為“西方文化霸權”的產物——因為，至少是我們的文學史本身並沒有描述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如何進行獨立精神創造的生動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