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
如果說，“走向世界”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主旋律”，那麼，“現代性”則是20世紀90年代這一學科的關鍵詞。
中國文學的“現代性”、“現代化”或“現代特征”最初依然是對“走向世界”結果的一種既清晰又模糊的概括。所謂文學的“現代化”也就是“由古代文學的‘突變’，走向‘世界文學’”。然而事實上，就像學者汪暉當年就這一問題向唐弢先生求教時所遇到的困惑一樣，這一看來描述研究對象基本特征的概念其實並沒有得到認真的研討，它甚至比“走向世界”的激情還要顯得曖昧不明。
中國學術界開始清查“現代性”的知識譜係是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然而，令人不無尷尬的是，這一清查從一開始卻是在“現代性終結”的宣判中展開的。
“走向世界”在20世紀80-90年代的政治性轉換當中很難為自己洗脫“西化”的責難，在一個令中國知識分子窘迫不安的時段裏，來自西方文化內部的反叛之聲似乎更容易與政治家的嚴厲要求達成某種形式的默契。於是，後現代主義（還包括解構主義、後殖民主義等等）對於西方自文藝複興至啟蒙運動所形成的“現代性”傳統的猛烈抨擊便獲得了“移植”的土壤，“現代性終結”的宣判似乎也可以給那些“臣服”於“西方文化霸權”的人們以當頭棒喝：
“現代性”無疑是一個西方化的過程。這裏有一個明顯的文化等級製，西方被視為世界的中心，而中國已自居於“他者”位置，處於邊緣。中國的知識分子由於民族及個人身份危機的巨大衝擊，已從“古典性”的中心化的話語中擺脫出來，經曆了巨大的“知識”轉換（從鴉片戰爭到“五四”的整個過程可以被視為這一轉換的過程，而“五四”則可以被看作這一轉換的完成），開始以西方式的“主體”的“視點”來觀看和審視中國。
中國的“後學”論者在移植“現代性終結”判決的同時，當然也移植了西方後現代主義對“現代性”知識體係的清理，這樣的清理工作的確是長期致力於“現代”文學研究的20世紀80年代中國學者所未曾進行過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正是這些新鮮的“現代性”知識體係極大地更新了我們固有的認識與思維，帶給我們分析既往的文學現象以新的視角新的方法以及新的結論，通過知識的清理，我們過去關於“現代”、“現代性”、“現代化”的或零散或隨意或飄忽的認識都第一次被納入到了一個完整清晰的係統當中，並且尋找到了在人類精神發展流程裏的準確的位置。
然而，如此清晰的“現代性”知識，其首要的作用卻並不是像“走向世界”的文學比較一樣提供某種描述的模式。因為，當它第一次被中國學人自覺認識的時候就已經被宣判為“終結”了！當中國現代文學賴以定位的“現代”已經成為了“質疑”與“終結”的對象，那麼，這裏所牽涉的就絕不僅僅是一個文學史現象的評價問題，在根本的意義上，對“現代性”的質疑與終結更直接地衝擊著“五四”以來我們新文化的價值大廈——而這，恰恰就是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存在之本！
就像“後學”曾經在啟蒙之光暗淡的年代成了中國的“顯學”一樣，“現代性終結”（有時也叫做“現代性質疑”或者“重估現代性”思潮）的宣判也在20世紀90年代的中前期撼動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人的固有信念。但是，問題還不在於這一宣判如何衝擊了一個學科已經形成的“傳統”，而是這樣一番波濤洶湧的震撼其實本身卻無力提供一個學科發展的新的價值體係：“後學”論者祭起了對抗“西方文化霸權”的大旗，但他們所標舉的民族傳統或者“中華性”卻顯然比20世紀80年代的“現代”概念更加的縹緲和空洞——至少，對於熟悉中國傳統文學如何在近代消歇衰弱而中國新文學又如何在一個文化貧瘠的年代昂然奮起這一曆史的學人來說，這樣刻意的文化對抗分明缺少必要的說服力；更有甚者，一旦人們能夠從洶湧而來的撼動中鎮定下來，就會醒悟到一個重要的事實，原來那些高舉著對抗“西方文化霸權”的大旗、宣判“現代性終結”的論者，其最根本的知識資源與精神支持都依然來自“西方”，他們從來就沒有在心靈深處撇開西方的“霸權文化”，相反的是，他們繼續在關注來自“西方”的思想新潮，而“後現代”就是這樣的新潮，宣判“現代性終結”也絕對比接著述說“現代”要新潮得多。正如一位“後學”論者所說：“進入90年代，對‘現代性’的反思與追問及對‘知識分子’的反思與追問已成為時代的新潮。”如此富有喜劇性的情景，一方麵道出了中國知識分子在一個相當長的曆史時期之內依然充滿了“西方渴慕”奧秘——甚至在他們努力拒絕的時候！另一方麵則再次證明，發生在20世紀的最後一次思想文化分歧依然還是像在此以前的其他文化文學論爭一樣，分歧的雙方的重要思想基礎其實就糾纏在一起，“走向世界”是有意將西方文化作為了我們前行的某種標尺，而“現代性終結”也在有意無意間繼續將思想的判斷交給西方，這樣的思想文化分歧，其實也就並沒有完成真正意義上的“學術推進”。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對於“現代性終結”的挑戰從一開始並沒有做出有力而廣泛的回應，這裏可能存在著一個“不再年輕”的學科所積澱下來的某種“慣性”，比如我們固有的認知方式與知識體係依然保持了先前的穩定性，並沒有在收納新的“現代性知識體係”之後做出某種必要的調整。用一位青年學者的話來說就是“現代文學界在新的曆史與文化語境中反應遲緩，無所適從，從而無法直麵新的曆史課題”。就整體研究局麵而言，大約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這一情形才有所改觀。這主要歸結於兩個方麵的原因：
一方麵是因為中國現代文學學人的自我反思與自我知識調整。在“集思廣益”、自我反思方麵，《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以及新世紀前後一些全國性的專題研討會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促進作用。1996、1997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連續推出了一係列學科發展的“筆談”，對20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現代文學學科麵臨的困境與出路展開了方方麵麵的討論，尤其是王富仁《當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的若幹問題》所引發的討論，以及“現代文學研究十五人談”等，都充分顯示了不同年齡的學人對20世紀90年代以後的學科遭遇有很深的認識，並在自我反思的基礎上努力回應迎麵而來的挑戰。世紀之交，中國現代文學界的曆史考察已經到處可見“現代性反思”的烙印，在闡述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啟蒙”等基本概念的時候，人們已經自覺融入了對於這一係列理想本身的理性反問。
同時，研究局麵的變化也與整個中國學術界對西方20世紀學術思想豐富性的進一步認識有關。在“後現代”滾滾而來的時候，已經習慣於在“進化論”的思維中追隨西方“新潮”的中國學人實際上是理所當然地將“後現代”視作新的“權威”與新的“中心”（至於“後現代”本身對於“權威”與“中心”的消解倒幾乎被中國的“後學”論者所遺忘了！），人們重複著西方“後現代”對於“現代性”的尖銳批判，卻沒有顧及到“後現代”本身也隻是20世紀西方思想之一種，就是在對“現代性”的理解和批判上，20世紀西方思想家也有著十分不同的方式。這樣的複雜性終於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為中國學人所注意，特別是像哈貝馬斯這樣卓有影響的思想大師既反思“現代性”又對抗“後現代”的獨立姿態顯然給中國學術界以極大的啟示。哈貝馬斯宣布：“我並不想放棄現代性，也不想將現代性這項設計看作是宣告失敗的事業。我們應該從那些否認現代性的想入非非、不切實際的綱領中認識到失誤。”哈貝馬斯所謂“現代性”之“未完成性”至少啟示我們在一種更冷靜也更開闊的視野中來辨認和評價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問題。到20世紀90年代後期，我們發現，先前的一些“後學”論者也放棄了對“現代性終結”的匆忙宣判，對取“現代性”而起的“中華性”也三緘其口，他們轉而對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加以描述和追蹤乃至激賞：
中國現代性文學並不隻是已往中國文學傳統的一個簡單繼承，而是它們的一種嶄新形式……遺憾的是，由於傳統學術成見的限製，人們對於偉大而衰落的古典性傳統似乎所知頗多，然而，對於同樣偉大而待成熟的現代性文學傳統卻所知甚少；相應地，人們對衰落的前者大加推崇，卻對有待成熟的後者嚴加苛責。可喜的是，我們正開始形成對於現代性文學的新眼光。無疑地，現在已到了正視這種堪與古典性傳統媲美的新傳統，並同它對話的時候了……古典性文學雖然偉大卻已衰敗，而現代性文學盡管幼稚卻已初顯其獨特審美特征與偉大前景。
這樣的“文學的新眼光”，已經與來自現代文學界自身的“現代性”闡述大體上連通了。
當然，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的“現代性”文學闡釋包括中國現代文學界本身的學人在內，其依照“現代性知識”視野的研究依然還存在明顯的問題。其表現在多個方麵，例如就“現代性”這一語彙本身而言，“現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種時間意識，或者說是一種直線向前、不可重複的曆史時間意識，一種與循環的、輪回的或者神話式的時間框架完全相反的曆史觀”。在“現代性”這樣一個西方知識係統中的時間演進概念納入中國這樣一個特殊的經過“空間裂變”而生成的“現代”社會之後，我們究竟怎麼才能排除其原有的意義束縛而更準確地反映中國自身的情況呢？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現代”意識遠不如西方的那麼“單純”，它既包含了我們對於新的時間觀念的接受，同時又包含著大量的對於現實空間的生存體驗，而在我看來，後者更是中國社會與中國人自我生長的結果，因而也更具有實質性的意義。將這一認知基點推廣開去，我們會繼續發現，今天為我們在“現代性”認知框架中加以運用的諸多原則（如“兩種現代性”的分野等等），其實都還未曾擺脫勉強取法西方理論的僵硬痕跡，20世紀之末被介紹進來的海外漢學家們的研究成果尤其如此。再如，20世紀90年代撼動中國學術界的“現代性”問題首先是一個思想文化的問題，換句話說，它歸根到底是一個思想家如何概括和認定社會文化的繁複性質的問題，無論“現代性”的認知本身有多麼的細致，對分歧有多少的寬容，都不能改變由它的認知對象所決定的總體性，也無法改變作為思想認知本身的抽象性，這樣的“現代性知識”，其主體內涵與邏輯形式，都更屬於“思想史”的範疇，也就是說，與“感性”的、“鮮活”的、“生命”的文學存在並不能直接劃上等號。當我們借助“現代性”的認知邏輯來辨析中國現代文學之時，既要尊重“中國”的意義，也要返回“文學”的自身，對這裏可能出現的錯位必須警惕。因此，新世紀伊始，已經有學者在提醒我們注意“思想史代替文學史”的誤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