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並不機械地將“現代性”作為一個必須從思想史的程序裏確證的學理資源，而將它更多地視作中國作家表達自身現代生活的複雜體驗的彙集，那麼，我們也許會感到，“現代性”闡釋並不一定都是“預設”的理論，它也許還可以提供一個豐富的闡釋空間，預留下豐富的空白，等待不同的學者持續不絕的有力填充。這裏或許應該注意一個分歧：與其說我們是要以“現代性”的框架來“重寫”中國現代文學，不如說是要呈現中國現代作家在文學中的“現代性”感受。感受的多樣性決定了研究的多樣性與可持續發展性。隻有在這個意義上，在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生長史與諸多的生長細節都等待著我們的重新進入的時候，“現代性”才可能是一個可以延續到新世紀的課題。
“全球化”
然而，就在“現代性話語”的迷霧還在持續發展的時候，另外一個與之密切相關的概念又開始頻頻現身了，並因此而加劇了“現代性”闡釋的複雜性，這就是所謂的“全球化”。
據有關學者考證，“全球化”（Globalizating）一詞並非就是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體製中的創造，它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已經出現，隻不過是隨著世紀之交的經濟一體化的發展，特別是信息化、網絡化的進程而被廣泛地傳播開來了。同樣地，在中國的文化界與文學界，很多的時候，人們關於“全球化”的談論都會先生征引歌德與馬克思關於“世界文學”的論述，仿佛又讓我們回到了“走向世界”的年代，與之同時，今天的“全球化”問題也常常與“現代性”的討論緊密聯係，“‘現代性’是‘全球化’問題中的一個關鍵詞，這兩個概念關係之密切，以至人們提起一個，就自然會想起另一個”。這都說明，所謂的“全球化”雖然是隨著新世紀中國“人世”，廣泛介入了世界經濟循環而頻頻出現的名詞，然而，它卻並不意味著中國的社會思想文化又進入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從本質上講，我以為這不過是我們對業已存在的一段文化遭遇的新的解釋和定義。
當然，這樣的解釋和定義是有它特殊意味的。也就是說，它所凸現和強調的問題是我們過去的思維模式所未曾充分注意的。進入新世紀以來，從經濟、政治、文化到文學，各種形式的“全球化”討論正在蓬蓬勃勃地展開，在文學領域、文藝理論界與比較文學界的“全球化”研討會都已經熱烈地進行，今天，我們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著作中也陸續出現了“全球化”的語彙。就在這樣的一些批評話語中，我們可以捕捉到某些既區別“走向世界”，又不從屬於“現代性質疑”的思想方式或者說文化姿態。
在我看來，“全球化”的提出至少將會使兩個方麵的問題同時格外分明地凸現了出來。
其一，與全球經濟一體化相一致的全球性文化交流的必然。經濟方式的全球性展開的確加強了人類生活的同質化，於是，人類的文化有可能突破社會體製的差異，實現跨民族的情感參與和心理認同。全球性的文化交流的事實揭示了跨民族的“精神共享”的真實性。
其二，全球化的生存同時也是一個自我矛盾的或者說包含了內部張力的生存。一方麵是如法國經濟學家弗朗索瓦·沙奈所提醒的“單極化”運動，即世界強勢文化影響的單方麵強化；另一方麵卻又同時出現了來自不同民族的“反全球化”浪潮，在全球性的趨同化當中，世界民族尤其是第三世界的民族反而表現出了對本民族文化的強烈崇尚與固守，它們彙入全球文化的同時竭力保持自身的特殊性，或者說特殊就是“精神共享”的基礎。
應當說，對於曾經自我封閉的中國而言，“全球化”的過程也就是一個“走向世界”的過程，不過當年的“走向世界”在國門洞開的激情當中似乎無暇顧及“走向”所包含的矛盾與張力，也來不及辨析其矛盾內部的種種文化關係，“走向世界文學”更多地突出了“文學的人類同一性”，這樣的觀點似乎會為許多人所接受：“文學的民族特性，必然隨著民族文學的產生而產生，也必將隨著民族文學的消亡而消亡。文學的民族特征，是對於形成民族文學的各地方的和各集團的文學特性的揚棄；未來的一體化世界文學特性，則將是對於各民族文學特性的揚棄。各民族文學向一體化世界文學發展的過程，也是文學的民族性在交流中融合為更高意義上的文學的人類性的過程。”所謂的“人類性”是不是高於“民族性”的另外的存在？而文學的“民族性”可不可以同時就是“人類性”的表現？這些問題在當時尚來不及回答。同樣，當中國的“現代性”理論在“現代性質疑”的後現代思潮中出現，人們也容易僅僅固守在“第三世界”的立場上，將窺破與反抗世界強勢文化的“現代性”作為自己的天職，於是，全球性的文化交流的必然以及跨民族的“精神共享”的真實卻被嚴重地掩蓋了。“全球化”生存的提出也許會促使我們對文化與文學問題的多層次多方位的把握，而且我們的思考也會更加的理性。
對於如此緊密地伴隨著中國人“走向世界”、步入“全球化”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而言，對“全球化”的理性思考會有怎樣的啟示呢？我認為，這裏我們對“全球化”所做出的定位——一種生存的真實或者說語境的真實——是頗有意味的，也就是說，“全球化”不是一種具體的文學研究的“方法”，它比“走向世界”的比較文學與“現代性知識體係”更不可能成為一種西方既成的話語模式，它給我們營造的就是一個寬闊的思考的“背景”，提示的就是關於當下“生存”的關注。不錯，“全球化”與“現代性”的確是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的，然而，與“現代性”包含著更多的時間理念不同，“全球化”更明顯地屬於空間關係的問題，而從空間關係與空間意識的變化來辨認中國現代文學，恐怕更符合中華民族“自我中心”觀念瓦解之後的生存體驗。“全球化”之中的現代中國的文學選擇都是這一空間生存裏的自我精神的生存形式。
與此同時，從理論上講，作為一種語境的“全球化”思維也更應該有效地包容其他合理的研究思路，比如“走向世界”所強調的主體“突圍”，比如“現代性”追求所強調的自我創造；而且愈在“全球化”的空間定位中，我們愈可能克服這些研究思路的缺陷，突出其更有價值的一麵，比如在“全球化”的意義上，不同的空間有著不同的時間，所謂西方“現代性”的絕對霸權已經不複存在，我們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討論中國文學自身的現代特征，討論現代中國文學的自我生長問題，討論中國文學精神與西方文學精神在現代中國平等互動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全球化”語境的引入，其更合理的意義恐怕倒是對我們當今的“現代性批評話語”的進一步反思和追問。
當然，僅僅作為一種思維的語境的“全球化”不是“方法論”，不是令人豁然開朗的靈丹妙藥，它並不可能為我們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帶來轟動性的繁榮局麵，甚至也不一定會立即推動我們的研究進入一個全新的境界。但是，當我們的文學研究從西方文化中獲得的不再是唬人的“法寶”，當西方文化的發展僅僅隻是提示我們對於當下生存的關注，而我們必須通過對自我生存真實地具體把握來讀解我們的精神成果，那麼，這或許也就意味著我們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可以從簡單的“西方渴慕”或者“西方抗拒”中解脫出來，從此逐漸走上自己的道路，研究不再僅僅是“方法”，而是自我的獨立“思想”，學術史的發展也不僅僅是焦躁的文化“選擇”，而是主體心靈的“認知”與“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