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走向世界”、“現代性”到“全球化”，二十餘年來的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研究不僅完成著一係列研究範式與語彙的轉換，而且其中最具有標誌性意義的“現代性批評話語”更呈現了多重含義的膠著狀態，值得我們加以進一步的細致分析。
比西方含義更加複雜的“中國現代性”
“現代性”是20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文學闡釋的關鍵詞。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便是：“現代性”概念及其知識體係的出現使得我們對於20世紀中國文學的理解找到了一個更具有整合能力的闡釋平台，改變了以前那種單憑“走向世界”的激情而從不同知識概念體係中任意支取話語的狀況。從“現代”而到“現代性”，雖然是一字之差，卻包含著對於一種知識話語的自覺的追問和清理。通過知識的清理，我們過去關於“現代”、“現代性”、“現代化”的或零散或隨意或飄忽的認識都第一次被納入到了一個完整清晰的係統當中，並且尋找到了在人類精神發展流程裏的準確的位置。最近十年，“現代性”既是中國文學批評界所有譯文的中心語彙，也幾乎就是所有研究的話語支撐點，在我們這種“翻譯”與“表述”的同一性背後，更有中國與西方理論命題的同一性。對於從20世紀80年代一路“走向世界”而來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這樣的“同一”似乎就是他們日夜渴望的“與世界同步”、“與國際接軌”，難道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當代中國的學術真的是彌合了人們所焦慮的那種與西方學術界的“鴻溝”，站到了與現代化社會的知識分子一樣的起跑線？
然而問題卻顯然沒有那麼簡單。因為，在我看來，就在我們今天的學術話語中，在漫天飛舞而身影模糊的批評概念當中，分明也出沒著我們的“現代性”。現代性，固然有它區別於20世紀80年代“走向世界”、“現代化”諸激情的相對明晰，但在今天越來越多的頻繁登場當中，卻也照樣呈現出了十分複雜以致含混的特征，如果不進行研究語域的劃定，許多的研討都無法真正地拓展，甚至基本的對話都無法進行。
在今天我們關於“現代性”語域的種種劃定當中，繼續追蹤它在西方學術思想發展中的來源與演變是一回事，但更迫切更有價值的卻是考察能夠對20世紀中國文學與中國文學思想的理解產生決定意義的“現代性”含義：包括它的來源、效力與演變的過程，更包括我們是在怎樣的與西方有別的立場上“需要”它、“改造”它。在我們進行這樣的考察之前，必須把握的一個基本事實便是，我們引以證明的材料本身就存在一個話語混亂的現實，這種混亂本身才正是“20世紀中國文學思潮”的本來麵目。換句話說，如果不對當今流行於世的“現代性”概念進行細致的辨析和梳理，我們自己的闡釋也會陷入到艱難的境地。
如果說，在對西方“現代性”概念的梳理介紹過程中，我們已經接受了這樣一個重要的事實：即“現代性並非一個單一的過程和結果，毋寧說，它自身充滿了矛盾和對抗”。這裏有兩種現代性（即所謂世俗現代性與審美現代性）的分歧，也有卡林內斯庫所說的五種麵孔：現代主義、先鋒派、頹廢、媚俗藝術與後現代主義。那麼，如下的判斷可能對我們更加的重要：最複雜的“現代性”概念其實還不是在西方學術思想的領域裏，恰恰是在所謂的“現代性”進入中國以後，來自不同知識背景的人們出於各自不同的目的而導致了對“現代性”意義的複雜賦予。在今天，無論闡釋“現代性”知識係統本身還是闡釋現代性與20世紀中國文學的關係，都必須首先麵對概念蕪雜叢生的事實，這，就是我們課題真正的難度。
四重“現代性”
我以為，至少有四種意義的“現代性”概念已經同時呈現在了我們麵前：
首先是“現代性終結”論者的“現代性”。這一意義上的“現代性”概念出現得最早。它產生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包含了一部分知識分子既不斷追蹤西方思想資源又主動迎合國家政權的民族主義導向的複雜意圖，在當時，中國的“現代性終結”論者既適應了“批判西化”政治要求，又繼續以輸入“反叛西方文化”的西方文化形式，從而保持了自己追逐外來“新潮”的既往思路，立足“後現代”立場，宣布“現代性終結”，這在當時無疑是十分新鮮且具震懾效果的。“現代性終結”論者的基本觀念可以如此簡略地表述為：
“現代性”無疑是一個西方化的過程。這裏有一個明顯的文化等級製，西方被視為世界的中心，而中國已自居於“他者”位置，處於邊緣。中國的知識分子由於民族及個人身份危機的巨大衝擊，已從“古典性”的中心化的話語中擺脫出來，經曆了巨大的“知識”轉換（從鴉片戰爭到“五四”的整個過程可以被視為這一轉換的過程，而“五四”則可以被看作這一轉換的完成），開始以西方式的“主體”的“視點”來觀看和審視中國。
自然，“現代性終結”的宣判並不能改變中國作為一個後發達國家要求社會變革與文明發展的現實，如果說來自西方文化陣營的哈貝馬斯尚在思考“現代性”工程的“未完成”，那麼，對於農業文明彌漫中的中國社會而言，“未完成”的現代轉型恐怕就更是一個無可避諱的事實了。無論這樣的“現代性”在多大的程度上取法於西方，“他性”如何影響著“自性”的生長，我們都不得不承認，中國社會文化中的諸多塵埃的確需要在這樣的衝擊中蕩滌，中國文明需要在變化發展中求得新的生機。於是，我們看到，即便是在“現代性終結”來勢洶湧的時候，也依然有那麼一批執著於中國文藝問題思考的學者繼續沿著“五四”——新時期的思想啟蒙之路展開自己的“現代性”之思。這方麵最有影響的事件就是楊春時、宋劍華1996、1997年發起的“文學現代性品格”論爭。與“現代性終結”論者的結論恰恰相反，他們認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本質特征，是完成由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的過渡、轉型，它屬於前現代的世界近代文學的範圍，而不屬於世界現代文學的範圍；所以，它隻具有前現代性或近代性，而不具有現代性。”將“現代性”定位於中國當代文學需要努力建設才可能呈現的品格，這樣的姿態可謂是一種“呼喚現代性”的赤誠。“呼喚現代性”論者的現代性概念顯然與“現代性終結”論者有異，可謂是當代中國第二種值得注意的“現代性”認知。這一認知的最顯著特點便是特意論證了一個“近代性”的問題，並將現代性作為與近代性完全不同的理想加以解讀。正如楊春時、宋劍華所自述的那樣：“確定20世紀中國文學的近代性，要將中國近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總體發展聯係起來，從而為中國近代文學找到了準確的坐標或參照係。傳統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概念，雖然也注意到了世界文學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影響，但並沒有從世界文學史的觀點（而隻是從自然時間概念上）對20世紀中國文學進行定位。它不顧20世紀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之間發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套用世界文學史分期於中國文學，把‘五四’以後的文學定位於現代文學，這是非常荒謬和自欺欺人的。”文學史家楊義認為：這正“體現了作者想超越‘五四’以來新文學傳統的更為新銳的現代性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