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世紀90年代後期，隨著國內學術環境的變化，特別是時刻備受中國學者關注的西方思想界的變遷——以宣判“現代性終結”為基本立場的後現代主義本身遭遇到了更多的質疑，作為一種長期以來所形成的對西方思想的“回應”的“慣例”，曾經熱衷於“終結”現代性的中國學術界也開始冷靜下來，他們運用西方現代性的知識係統觀察和分析著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表現。正如有學者所表述的那樣：
中國現代性文學並不隻是以往中國文學傳統的一個簡單繼承，而是它們的一種嶄新形式。
我們正開始形成對於現代性文學的新眼光。
上述以西方現代性的知識係統來概括中國文學的情形，就是我們所看到的第三種“現代性”話語。在此，我們也發現了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在前述第一種意義的“現代性”與上述第三種意義的“現代性”之間，實際上存在著某種微妙的連結關係，也就是說，20世紀90年代之初的“現代性終結”論也適時做出了自己的調整，但調整的結果卻是對西方意義的現代性知識體係的進一步看重，這既反映出了“時代語境”的某些變化對於學者的重要影響，同時倒也透露了“終結”論的真正的底線——西方的知識體係終究還是他們思維的支撐點。
當“現代性終結”論也應境而變，轉而在西方現代性的知識係統中尋求對中國現象的描述，我們放眼周遭，其實也可以發現一個更有影響的事實，那就是“現代性”從用語到視角都已經全麵進入了中國當今的學術世界，在更多的學者那裏，已經演變成為了一種不一定有嚴格界定的言說方式，可以說今天的中國就存在著這樣的“現代性”言說，我們可以將之稱為是第四種意義的“現代性”。
應當承認的一個重要事實在於，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現代性終結”論者為我們炫示“現代性”新知之前，中國學術界的確對這一“知識”缺乏足夠係統的理解，同時，也正是20世紀90年代來自中國“後現代”的這一場衝擊，迫使我們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在努力“應戰”中大規模地調整著自己的知識結構，在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來自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的學者也開始自覺運用這些新的知識來審視舊的曆史。一方麵，這些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的聲音似乎與前一種聲音有了更多的溝通與認同；另外一方麵，我們卻也看到，在來勢洶湧的“現代性終結”已經過去的時候，新的“現代性”知識與話語又一次構成了當前文學闡釋的洪流，而就在這一似乎可以裹挾一切的洪流當中，“現代性”概念正在因為被廣泛使用而逐漸呈現出了某種令人擔憂的狀態：某些對於中國文學事實的闡述已經在未經界定、似是而非的概念覆蓋中反而變得曖昧不明了。當魯迅、胡風、路翎、穆旦與京派文學、沈從文、鄉土小說、毛澤東文藝思想、金庸，甚至儒家思想、道家思想，都一同被人們裝入“現代性”的框架中加以解釋的時候，我們顯然不是通過闡釋將研究對象的差異辨析得更加清晰，相反卻似乎是更加的模糊了！而且是不是任何稍有變化的文學現象都可以冠名為“現代性”，這似乎存在著一種值得注意和警惕的“現代性”泛化使用。
膠著的“現代性”
上述“現代性”概念各有其不同的具體含義，然而在世紀末的中國卻是一同呈現在了我們的麵前，這樣，當我們不假思索地加以使用或引用的時候，便可能會讓問題變得更加的模糊與糾纏。因為，立足於不同思想層麵的概念所描述的東西其實是有很大差別的，它們也很難形成直接的對話，例如1996、1997年出現的“文學現代性品格”論爭，盡管論爭的雙方在如何定位20世紀中國文學的品格上頗有分歧，然而他們基本上還是立足於肯定20世紀中國文學“走向世界”、“走向現代化”的固有立場之上，這便與當時已經出現的“現代性終結”之論分屬不同的理論層麵，因而論爭雖然熱烈，但卻沒有構成對“終結”論的直接回答。
到了新世紀之交的時候，似乎種種的“現代性”都盡力在“知識考古”的過程中尋找到彼此共同的理論基點：放棄了“終結”宣判的學者以西方現代性的知識描述著中國曾經發生的故事，推進現代化建設的學者也借助西方現代性的知識思考中國文學的現實與未來。但是，在這樣一種理論背景相互靠攏的背後，我們也可以發現另外一種值得憂慮的現實：所有的關於“現代性”理論的知識考古都最終將我們的視野引向了西方，“現代性問題發軔於西方，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步履加快，它已跨越了民族國家的界限而成為一種世界現象”。這樣的認知當然有它毋庸置疑的一麵，但由此而建立起來的內在邏輯卻是：現代中國的所有“問題”不過都是“全球化進程”的結果，現代中國人所等待的不過就是西方文化通過“全球化進程”的輸入，而人類的“問題”似乎也不能各自出現與彼此交融，它必須服從冥冥中存在的“時間法則”，首先明確進行理論表述的就擁有了理所當然的“話語權”，而所有在“時間鏈條”中“後起者”就一定是對先在者的承襲與模仿。在這樣的邏輯假設中，很可能被我們忽略的便是不同地域的人們所不可剝奪的生存與思維的主體性，還有他們各自麵臨的“問題”的獨特性，無論我們可以在20世紀中國文學當中找出多少西方文學的影響，其實都還會發現，所有這些外來的文學因素都最終無法取代中國作家對自身生存的獨立感知，對中國文學經驗的自我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