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上述“知識考古”緊密聯係的還有一個“知識”與“文學創作”的關係問題。應當承認，所有的人類精神活動都是在一定的“知識”基礎上發生的，但是，作為人類精神現象中最桀驁不馴的文學藝術創作，卻又常常是固有的“知識”所不能完全把握的，文學藝術的創作與“知識”有關，卻也常常超越和突破著既往的“知識”與“理性”。現有的文學現象可以構成我們的“知識”，但這些文學現象的發生過程卻並非就是“知識”演繹、連綴或者篩選的結果。
對於習慣於沉浸到思想史梳理的學院派學者而言，“現代性”首先便意味著一係列可以“考古”的“知識”，這當然是毫無問題的，但問題在於這樣的“考古”卻並不能成為我們直接進入文學世界的通行證，更不能代替我們對文學複雜形態的具體領悟。文學現象的闡釋必須是以我們具體的領悟而不是已有的“知識”為基礎加以進行，文學闡釋是我們盡力對於複雜的文學感受的理性說明，而不是用作既往“知識”的印證；我們闡釋者存在的價值就是挖掘自己感受的獨特性，而不是為一個偉大的理論做一次渺小的證明；文學闡釋所最終呈現是也應當是研究對象的複雜性，而不是將原本複雜的對象簡單化。例如，自從獲得了“兩種現代性”（世俗現代性與審美現代性）的理論，20世紀中國文學的研究便可以非常簡便地納入這兩種類型中加以概括，不是“世俗現代性”就是“審美現代性”，要不就是兩者的“結合”，不少文章都將20世紀中國文學中對於鄉村生活與自然人性的謳歌稱為“審美現代性”的典型體現，但我們同樣也發現另外的學者將之概括為“反現代性”。魯迅可以被視作中國文學“現代性”追求的“正脈”，也可以被描述為“反現代性”的典型，並與尼采的“反現代性”追求形成深刻的契合。在論述這些不同的傾向之時，我們甚至可以引用同樣的例證，而差別僅僅在於術語的不同！術語的概括似乎已經比我們認真分析這些文學現象的細節，特別是它們彼此的重大差異更為重要。
多重概念的歧義相互膠著，便出現了新思維之於20世紀中國文學闡釋的艱難，其艱難既在於這些概念使用可能存在的差異，也在於概念與文學創作本身的差異，它們都可能導致文學闡釋的簡單化與理念化，都可能付出犧牲文學自身的豐富性與複雜性的代價。我以為，在對20世紀中國文學闡釋當中，首先必須對“現代性”這一概念進行重新的清理和做出更接近中國文學創作事實的界定。新的界定當然是我們對於西方現代性“知識”充分考察的結果，但卻不應當是這一西方來源的直接的遷移。鑒於“現代性”概念不可避免地與諸多西方文化因素的糾纏關係，我甚至設想，在闡述20世紀中國文學實際現象的過程中，我們可不可以擺脫對這一概念過分的依賴，以我們自己的文學理解提煉出其他更恰切更豐富的語彙。因為，在今天關於20世紀中國文學的闡述當中，這些概念的歧義性已經嚴重影響到了我們對於實際文學問題的真切把握，影響到了我們對於20世紀中國文學思潮的深入理解。在這個意義上，我以為，目前中國學術界的首要任務不是繼續卷入“現代性”話語的混雜聲響，而是重新檢點我們的闡釋立場，以期對中國文學的問題本身有真正新的發現。如果是為了“問題”本身的展開，“現代性”概念本身的存亡是無關緊要的。
在這裏，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王富仁先生多年前的一個見解：
研究中國文學，必須有適於中國文學研究的獨立概念。隻有有了僅僅屬於自己的獨立概念，才能夠表現出中國文學不同於外國文學的獨立性。中國現代文學之所以至今被當作外國文學的一個影子似的存在，不是因為中國現代文學就沒有自己的獨立性，而是我們概括中國現代文學現象的概念大都是在外國文學，特別是西方文學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我認為，隻有當中國學術界不再以“緊跟”西方學術界的話語作為自我肯定的標準，當中國文學的闡釋已經獲得了屬於自己文學現象的概念，當“現代性”不再是某種自信心的表達時，那中國文學的研究才真正步入了健康的軌道，而在這個時候，“現代性”才可能成為中國自己的“現代性”——如果真的存在那樣一種文學的與生存的“性”的話。
§§第二章 質疑：“現代性批評話語”與中國文學文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