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性批評話語”重估中國現代文學傳統的背後，是對現代中國文化傳統的重估，在這些理論闡述中，我們同樣發現了諸多的困惑。
反叛西方與皈依西方
回顧“現代性”批評話語的起源與演變，我們可以發現它大體上有過這樣的自我調整過程，即從20世紀90年代初的中國後現代思想的“新知識的探尋”發展到20世紀90年代後期對於中國“現代性”過程“未完成”的確認，並在此基礎上謹慎地解讀其相關的特征。
“90年代以來，隨著商品化與大眾傳媒的高度發展，隨著社會話語的進一步世俗化和日常生活化，‘後現代性’越來越被理論界所關注，日益成為對當代文化情勢進行描述和歸納的最引人注目的代碼”。在一些學者眼裏，20世紀90年代就是這樣的一個充滿了“後現代性”的“後新時期”，作為“後現代”的我們，當然有足夠的理由對於中國曾經有過的“現代性”趨向進行反思與批判，這一“質疑現代性”的努力被中國的後現代思想者譽之為“新知識型的探尋”，中國的後現代性思想者們不僅依仗西方的“後現代高度”解構了“現代性”思想的殘損，而且還著重批判了中國在認同西方現代性的過程中被“他者”異化以致喪失了民族身份的尷尬：“中國承認了西方描述的以等級製和線型曆史為特征的世界圖景，這樣，西方他者的範圍在中國重建中心的變革運動之中，無意識地移位為中國自己的規範，成為中國定義自身的根據。在這裏，他性‘無意識地滲入我性’之中。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如下的事實：中國‘他者化’競成為中國的現代性的基本特色所在，也就是說，中國現代變革的過程往往同時又呈現為一種‘他者化’的過程。”
這些中國後現代思想者的後現代立場早就引起了人們的懷疑。因為，在這些表麵的“後現代”追求的內部，恰恰充滿了與“後現代性”所不相容的而其實正好是他們要批判的“現代性”的思維方式，“在‘中國後現代主義’的文化批評中，後殖民主義理論卻經常被等同於一種民族主義的話語，並加強了中國現代性話語中的那種特有的‘中國/西方’的二元對立的話語模式。例如沒有一位中國的後殖民主義批評家采取邊緣立場對於中國的漢族中心主義進行分析，而按照後殖民主義的理論邏輯這倒是題中應有之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有些中國後現代主義者利用後現代理論對西方中心主義進行批判，論證的卻是中國重返中心的可能性和他們所謂‘中華性’的建立”。“有意思的是，後現代性在對”現代性“的追問中忘記了追究構成了”現代性“本質的時間神話。後現代解構了理性、主體、曆史、意義等神話，卻並不打算解構時間的神話”。用“後現代性/傳統性或西方/中國這樣的二元對立來言說中國曆史的方式，乃典型的西方現代性話語，因而它根本無助於消解，相反卻複製著它所批判的二元對立或現代性”。
的確，如果我們在根本上操縱著它的思想資源，卻又竭力標明一種決絕的反叛姿態，這在本質上就已經陷入了一個難以自拔的怪圈，其所有的“質疑”和“批判”都大可懷疑了！難道，所謂的“現代性”思維真的就這樣地銘心刻骨嗎？在這種學理的迷亂背後，我更願意相信存在著一種事實上的現實學術的“策略”。因為，一個十分明顯的事實就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標舉啟蒙“現代性”追求，到20世紀90年代“超越啟蒙”、質疑現代性、“後現代”思潮，這並不單純是中國學術界沿著自己的思想路徑對於中國社會文化深入思考的結果，在很大的程度上，它與80-90年代之交的特殊政治性轉換有著密切的關係。當20世紀80年代的現代性啟蒙因為暴露了自身在政治理念上的危險而遭受狙擊之後，它不得不進行的“自我清算”就不僅僅是政治方麵的選擇，而且還包括自己一整套的思想體係與思維方式。一時間，本來就已經習慣了以啟蒙的現代性來言說問題的學人們盡皆“失語”。90年代的中國學術自然還要“發展”，自然還要在“失語”之後找到自己的語言，但此時此刻的我們已經體會到了自我約束的必要性，我們的學術話語既要反映出自己不落後於世界（西方）潮流的“先進”性，也要在民族主義的“世界”內中規中矩、謹慎從事。這實在是一種思想方式上的矛盾與尷尬：一方麵，我們實在不能抹去“落後”的我們對於“先進”的向往，以及20世紀以來所形成的在西方文化的最新動向中自我定位的思維模式；另一方麵，現實中我們又似乎有必要與當下的民族主義要求相協調，於是，雙重複雜的牽引導致我們格外看重了像後殖民主義、東方主義、第三世界民族國家理論，它們既屬於“先進”的後現代思想，可以以此批判已經“落後”了的“現代性”追求，同時也充分滿足了我們維護民族自尊的現實要求，在表麵形式上也有助於我們對於20世紀80年代“西化”風潮的反省——至於這些“後現代”思想在其本來的語境中有什麼真實的含義，至於我們為什麼就再也不需要“現代性”了，至於我們20世紀90年代以後的商品化、市場化與世俗化究竟是不是中國“後現代”到來的標誌，甚至“後現代”與“現代”究竟有著什麼真實的區別，我們似乎都無暇辨別了！
“語言漂浮物”
這就是我們的以“反叛現代性”為旗幟的後現代思想在事實上經曆的尷尬，一種現實的目的與自我的實際精神衝動相互對立的困境，一種言說的思想已經脫離了自我生存感受的危局，一種學術的觀點不再服從於人類思想的普遍的邏輯運動而蛻變為單純的“語言漂浮物”的難堪。
然而，這樣的“語言漂浮物”卻繼續在我們的“現代性”批評話語中存在著。
任何一個理論框架的意義都在於它能夠“釋放”出較先前更多的曆史事實：在這樣的理論闡釋框架中，我們豐富的曆史事實不是更加混沌不清地糾纏成一團，而是在彼此的分別中更加清晰地呈現自己的內涵。從這個意義上講，20世紀90年代後期“現代性”批評活動是有它積極作用的，並且正是這樣的積極作用才能使得這一角度的分析和這一概念的使用，都已經超出了原先的“後現代”學人的範圍，轉而在整個中國現代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內發生著重要的影響，甚至可以說是正在推動著這些領域中的“思維更新”與“概念更新”。
然而，就是這些新的言說也同樣存在著為數不少的“語言漂浮物”，仍然繼續掩蓋了中國現代曆史的諸多實際，並且，還大有愈演愈烈之勢，這，就是我們今天必須對之加以“質疑”的原因所在。
這些必須“質疑”的問題包括：
1.對於曆史現象理解的本質主義傾向，即力圖將中國現代文化與現代文學的諸多現象都納入到既成的“現代性”規律中去，作為對於“現代性”社會文化發展的必然體現的一種證明。似乎所有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和中國作家都在一種“共同”的觀念下“別無選擇”，他們的最有特色的工作也隻是對於“現代性”的領悟和實踐，在“後現代”姿態咄咄逼人的20世紀90年代前期，這一證明甚至常常就隻剩下了西方文化的霸權在現代中國的又一次“體現”。我們曾經認為“現代性”視角的提出給了我們沉滯的文化與文學研究以新的啟示，但現在新的問題卻是，這些經常被我們“簡化”了的現代性“規律”，又最終“簡化”了我們的原本豐富、複雜甚至矛盾叢生的曆史現象（幾乎將自己局限在了曆史的“類”的概括——忽略的恰恰是個體的差別與個體的創造）。
2.對於“現代性”的定位過分倚重於西方後現代時代的闡釋。眾所周知，今天我們對於“現代性”的探討從概念到內涵都離不開幾位西方後現代時代的思想大家，馬克斯·韋伯、霍克海默爾、阿多諾與哈貝馬斯等等，以致與我們對於“現代性”的語源學考察也是對哈貝馬斯既往考察的直接征引。這裏，存在著一個重要的思維上的問題，即現代中國可不可以存在自己的“現代”需要？中國現代文化的“現代性”思想難道不應當是自己文化需要的一種“生長物”，外來的西方影響與自身文化發展就能形成這樣的“直接過渡”？在這裏，也再一次暴露了中國後現代文化追求中的重大悖論，即表麵追求中的對於西方文化的疏離和對民族意識的呼喚與其骨子裏的思維習慣中的對於西方“前提”的認可，這兩者已經形成了巨大的觸目驚心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