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20世紀90年代以來“現代性批評話語”的前述質疑並不是要抹殺關於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現象的係統思考。恰恰相反，我們的確有必要真正擺脫過去學術研究中的隨意與空泛，為中國文化人的現代創造尋找到一個更有支撐力量與解釋力量的研討基礎，隻不過，這樣的基礎不會是對西方現代性係列話語的簡單引入和借鑒，西方現代性理念的合理性並不能直接轉化為中國文學闡釋框架的合理性，我們必須要分析我們自己的“現代”問題，而文化與文學其實就是我們自己的這些“問題”展開方式。
“現代性”是他們的，而“現代”是我們的，重要的不是他們的“現代性”，而是我們的“現代”。
本章並不試圖全麵展開對中國文學與文化的“現代闡釋”，那需要更加深厚、持久而廣泛的研究，我們僅僅想在此提出一個思考：現代闡釋的理論基礎應該在怎樣的方向上尋找？而脫離了西方意義的“現代性批評話語”，我們的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是否還可以有新的描述方式？前一方麵我們將重提生存感受、生命體驗在文學研究中的獨特意義，後一方麵我們以幾個具體的現代文學現象為例加以說明。
生命體驗與生存感受的問題，既屬於現代中國學術流變、現代文化發展中長期存在的痼疾，又直接折射出了十餘年來中國學術思想界的深刻危機。對於它們的重視將從根本上啟迪我們尋找到自己的現代闡釋話語。
失落了感受與體驗的現代批評理論
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中國自己的文學理論、文學批評以至更大的學術批評、文化理論，如何才能獲得自己獨立的形態，發出自己獨特的聲音，這已經引起了人們越來越多的思考。從“走向世界”的20世紀80年代到“質疑現代性”的90年代，當代中國的理論家們都在不斷致力於中國思想文化的建設。然而，回顧近二十年來（特別是十餘年來）的這些主流的文學文化理論，我們就會發現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這就是其中相當多的精力都集中在了辨析西方詩學西方理論的關係之上，一係列與“西學”密切相關的基本概念成為了人們梳理和闡述的主要內容。如果考慮到自現代以來中國文學文化理論產生的世界性背景，這樣的追溯當然是有價值的。然而在另一方麵，我們卻也必須正視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關於文學的判斷也同時與文學創作本身漸行漸遠，我們的諸多文化學說也與當代中國人的實際生存狀態大相徑庭。我們注意的是當代思想在“超越”具體文學實踐意義上與西方文化、西方詩學潮流的溝通、對話，但忽略了對中國當下實際的感受、體驗與把握。
問題在於，一個民族的文學與文化思想建設，歸根到底並不在於厘清影響著與外來文化、外來詩學的關係（盡管這也仍然可以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而應當是當前的文學環境與生存環境究竟給理論家提供了什麼？中國當前的理論家是怎樣感受和描述這樣的環境？這樣的當下感受與思想表達有什麼特別的意義？這樣一些“問題”的解決便形成了我們新的理論設計，而這樣的理性設計必然區別於西方，也區別於我們的過去，代表的是我們自己的新的詩學的趣味、文化的命題。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或許可以將這些現象歸結為十餘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學術的嚴重“學院化”的後果。我們知道，隨著學院派知識分子地位的提升，中國現當代學術也逐步在超越古代學術的“整理”與“鑒賞”傳統的取向中，大量借助西方的心理學、哲學等方法為自己開拓道路，並逐漸建立起了一套更具有思辨性和嚴密性的理論體係，從而也與中國傳統思維的模糊含混有了很大的不同。然而，十餘年以來，隨著中國學術文化在撥亂反正中日益走上“正規”，作為知識分子主體的學院派的地位得以恢複和上升，其引入西方文論的選擇也日益演變成為中國文論建設的頭等大事。我們看到，隨著人們對西方詩學與文化思想的急切輸入和運用，我們越來越失去了感受文學、體驗當下的耐性——包括對於實際創作體驗的開掘，也包括對文學作品與當代生活的聯係失去了精細的感受。新時期中國文論的熱鬧與喧囂中也實在飄忽著太多的“無根”的語彙，有著眾多值得警惕的概念遊戲。更為嚴重的是，經由這些文學批評與文化理論“熏染”的大學生，可以將一個西方理論談得頭頭是道，但卻很可能無法有效地進入到一個實際的文學文本當中，也常常無法回答當代生存所提出的中國“問題”。
進一步考察我們更可以發現：這裏所存在的理論危機並不僅僅是近十年來的特殊現象，而應該是現代以來中國理論家的普遍表現。
以中國文學批評的學術發展為例。回首已經過去的一百年，我們目睹了文學思潮的此起彼伏，目睹了現代中國的文學理論家們迷醉於“現代”之途的種種坎坷顛簸。開放與引進，這似乎是我們理所當然的姿態。於是，西方近現代文學理論紛至遝來，現代的中國成了外來理論的實驗場，一時間，能否不斷追隨西方“與時俱進”在事實上成了衡量一位批評家、理論家的無形的標準。當西方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的基本思路和概念被廣泛引入中國，並成為我們的基本概念之時，我們實際上又陷入到了另外一層新的困惑：這些外來的概念能否完全描述我們自己的文學經驗？魯迅的小說是不是可以歸結為巴爾紮克式的“批判現實主義”？巴金的小說是不是可以歸結為托爾斯泰、陀思托耶夫斯基式的文學理念？甚至屈原的楚辭可以名為“浪漫主義”，而《詩經》可以名為“現實主義”？
現代中國的文藝理論家常常將中國古代的文學批評稱作是“鑒賞”式的，以示其缺乏理性思辨的嚴密與知識概念的完備，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事實。然而問題在於，讓我們產生如此強烈的理性思辨與知識概念崇拜的卻是近現代以後的事情，是引入中國的西方文學理論的形態給了我們直接的啟發，而就在這樣的一個啟發過程當中，作為人類智慧的理性思辨與知識概念本身的價值是一回事，作為中國文學理論的實際發展成就卻又是另外一回事。
與某些現代中國的文藝理論家以“鑒賞”來貶稱中國古代的文學批評相映成趣的是，現代中國恰恰在自己的文學思想建設方麵留下了太多的空白與遺憾。我們“超越鑒賞”，試圖進入理性王國的大廈，然而這個已經由別人的概念、別人的術語所建構起來的大廈卻似乎並不那麼聽任我們擺布。常常都有人在感歎，現代中國還是缺少自己的文學理論、自己的詩學體係，支持我們文學批評的這一整套的基礎概念都來自西方1 20世紀前半葉是匆忙演繹了西方幾個世紀的文學思想，50-70年代則是前蘇聯的文學思想的借用，而最近二十多年則轉而繼續追蹤西方現代一後現代的文學思想。整整一個世紀過去了，最讓中國的文學理論家們忙碌不堪的事情便是翻譯、輸入和試用外來的文學理論概念，翻譯、介紹工作真正成了“一切工作的生命線”，外語的優勢與對外來理論信息的占有最生動地展示了20世紀90年代以後人們議論紛紛的“話語/權力”關係，仿佛中國文學批評所要解決的問題不是中國文學自己提出來的，它們不過就是西方思想早已揭示的普遍問題的一個局部的證明，仿佛中國的文學理論界並不是按照自己文學發展需要所形成的中國的“思想工廠”而是西方理論的巨大消費場所。久而久之，我們不禁會問，中國的文學究竟還存在不存在自己的問題？或者說中國現代的文學思想家們還有沒有發現這些問題並試圖展開它們的能力？
問題當然不僅僅在於文學批評，其實整個現代中國學術與文學理論的發展都存在這樣的尷尬。早在20世紀80年代，在新時期的思想啟蒙運動蓬勃開展的時候，王富仁先生就提出過中國的現代文化運動與西方現代文化發展的差異問題：“西方文化的現代化進程是由於自身內部的矛盾運動引起的，它更具有自然發展狀態下的和諧性，它的每一個後來的發展，都是前一階段文化係統已經具有的潛能的進一步發揮，即使它的偶然性也包含著某些必然性的因素。因而我們必須認為它是一種順向性的發展程序。而中國近代文化的發展進程，其原因並不僅僅在於自身內部的矛盾運動，即使這種內部的矛盾運動，也是由於西方文化的撞擊而大大強化了的。它的發展不具有自然發展狀態下的和諧性，任何後一階段的變化都無法僅僅在自身內部的前一階段的文化係統中找到它的全部潛在勢能，它更依賴於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和提供的推動力量。”我以為，現代中國的文化發展缺乏“內部的矛盾運動”而“更依賴於西方文化影響”的這一事實產生了十分嚴重的後果，在某種意義上，它就是現代中國文化諸“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
文化建設的核心是什麼？是人自身的一係列新的變化。因為文化本身就是人所創造的物質與精神財富的總和，人類社會在物質與精神財富上的種種變化，歸根結底其實就是人自己的變化。觀察在西方近現代文化的進程，我們常常驚歎其物質生產的成就、製度建設的碩果乃至一係列思想觀念的巨大革新。然而，在這一過程中起著核心意義的其實還是人自己的變化：是人對於生存的感受發生了至關緊要的改變，是人對於自己生命的可能性有了新的理解。在西方中世紀到近現代社會的演變當中，實際湧動著兩個方麵的內在力量：一是城市文明興起、世俗生活盛行；二是在這樣的生存變化中人所產生的主體精神的變化，包括對宗教與教會關係的反思以及所謂的人文主義思想的發展等等。在實際的運動中，這兩個方麵是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城市文明與世俗生活的發展不斷刺激著人的感受，不斷充實著人的主體精神的生長，而人的主體精神的新變則帶來了極大的創造的可能，它又反過來推動了城市文明與世俗生活的發展——而這最終就成為了近現代文明的根據。正如英國曆史學者丹尼斯·哈伊所論述的那樣：“十五世紀初，佛羅倫薩的人文主義思潮總的傾向是為了適應塵世的生活。人們隱諱地有時也是公開地拋棄與超物質的宗教結合在一起的禁欲主義原則。那些多少世紀以來一直宣揚天主教苦行主義的修士和神父，現在也開始追隨不同樣板的聖徒。塵世間取得的成就和知識，以及塵世的道德是同禁欲主義的生活相矛盾的。這點符合大多數人對待塵世朝聖活動的看法，他們的觀點如今已得到了尊重。”在這裏，“塵世生活”的新變和人的生活態度、生活“觀點”的新變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人自身的一係列新的變化”，並最終推動了文化建設的總體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