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變化，從根本上說便是屬於一種“內部的矛盾運動”，其“內部”性即在於其中起著關鍵性作用的是作為文化主體的人的內部精神的演變，是自我體驗的變化，也是自我感受這個世界及生命存在的內容與形式的變化，即自我意識的變化。與作為創造主體的人的這樣的變化相比較，其他層麵的社會文化的變化（如物質、製度等等）都可謂是“外部”的。
然而，中國自己的現代文化發展過程卻分明與之頗不相同。眾所周知，自鴉片戰爭以降，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進程分別經過了物質一製度一精神幾個重要的階段。在這裏，精神世界的發展變化分明居於最末的層次，而且就是物質一製度的演變，也是西方文明武力衝擊的結果，這樣的結果從一開始就不是中國人能夠自覺接受、自覺追求的目標。也就是說，這樣的文化現代化，並非出自我們的“心願”，不過就是“勢之所迫”而已。與西方比較，我們明顯缺乏那種從“塵世生活”的新變到人的生活態度、生活“觀點”的新變相互作用的過程，而中國人自我體驗、自我意識的發展也嚴重地受製於這樣一種外來文化的壓迫情勢。也就是說，我們對於外部的文化壓迫的反應與應對要遠遠多於我們對於當下生存的深入體驗，我們對於自我獨立的主體意識的發展的渴望也要常常讓位於國家民族對於那些“外部”現代化指標的需要。
這樣的文化現代化過程在客觀上就不得不體現為對於一係列西方現代化指標的追求。我們常常是將這些文化的“外部”指標認作我們自己首先需要達到的基本要求。乃至一係列本來屬於自我內部的精神性的建設也主要是徑直取法於西方已有的結論，這樣，“外部”再次完成了對“內部”的替代。
我們翻譯了大量的西方政治學書籍，卻沒有有效地建構起我們自己的現代政治學理論。
我們輸入了大量的西方經濟學知識，卻沒有出現更係統完整的直接麵對中國特殊問題的經濟學思想。
除了重複盧梭、皮亞傑與杜威，除了引述前蘇聯的教育思想，我們自己的教育哲學在哪裏？
我們不斷歎服於西方的哲學成果，然而我們自己富有原創性的現代哲學卻遲遲不見蹤跡。
在美學領域，現代中國的最顯著成就便是對西方美學的介紹和對中國古代美學的梳理，現代中國的美學依然在醞釀之中。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創作當中，“在它的每一個發展階段，幾乎總是理論提倡在先，文藝創作隨後。它所反映的恰恰是新文學作家理性追求在前，情感、審美追求在後的普遍傾向。”這裏依然存在一個自我生命體驗、生存感受相對匱乏的問題。
回歸傳統：另一種嚴重的“失語”
當然也有似乎完全相反的情勢，就是說每當這些“外部”力量的擠壓迫近我們的承受底線之時，我們也會出現另外一種形勢的“反彈”，那就是竭力標舉“民族化”與中國古代文化的大旗，試圖借助中國古代文化的力量反撥外來文明的擠壓。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不斷有被指摘為“全盤西化”的流派出現，但也不斷響起對民族傳統文化的捍衛之聲，兩大文化追求此伏彼起、糾纏不休。
倡導“民族化”，重新回到對中國古代文學傳統的緬懷與追憶當中，這固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問題卻在於，“民族化”和“傳統性”的生成一旦被置於與“現代化”和“西方性”相對立的立場，那麼這一命題所能夠包含的空間也就十分的狹小了，在被切斷了與當代生存的有機聯係之後，它事實上隻能是既往的一套已經成型的思路與概念的運用而已。我們當然不能否認“興”、“味”、“風骨”之類的話語在今天的生命力，但是作為現代生活映射的文學究竟還有屬於今天的新內涵，離開了“現代化”，離開了對“西方性”豐富內容的把握與參照，我們依然很難描述我們的文學現象，很難理解和總結正在進入前所未有的“工業化”、“商業化”生存的實際體驗，我們也很難產生屬於現代中國的文學與文化思想。而且，將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方向認定為中國古代文化的發揚，這在根本上就是忽略了一個基本的前提：如果中國古代的文化依然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那麼我們近現代以來的社會危機也許就完全不是今天所看到的這樣了。無論西方文化在實際上給我們的文化發展造成了多大的擠壓，帶來了多麼複雜的影響，我們都必須要正視一個基本的事實：這就是介入現代世界的文化循環、與其他文明形態發生有效的對話是不可改變的事實，中國古代文化的意義在今天隻能是局部的而不再可能是整體的，現代中國的文化發展歸根結底隻能來自於現代中國人對於當下生存境遇的體驗，隻能來自於在新的生存境遇之中對自我意識的重新喚起和發揚，在這裏，關鍵在於“當下”，關鍵在於“當下”中的“自我”。
傳統批評話語無法在中國已經變化了的現代生存環境中獲得更好的發展，而中國現代文化發展自身也常常因為與舊有傳統話語的心理糾纏而不可能走得更遠。
前些年有學者提出了一個“失語症”的問題，意在揭示西方文化文學理論對於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思維的浸染。在我看來，襲用外來文學思想還僅僅是一個更深問題的表象，這裏的關鍵還在於自我生命體驗與生存感受的喪失。當自我的感受一旦喪失，那麼我們關心的就不再是我們在當下實際遭遇了哪些“問題”，我們又該怎樣運用自己的思考來分析這樣的問題，襲用外來的文學文化思想不過隻能是自我感受喪失的一個方麵的表現，我們忙碌於橫向的“翻譯”而無暇他顧固然會導致可怕的“失語”，同樣，如果一味忙碌於縱向的“繼承”也依然會令人遺棄當下，這自然也屬於可怕的“失語”。在文學批評與文化理論的生成中，“體驗”與“感受”的意義在於引導對於我們“問題發現”，而“問題發現”歸根結底就是生命的發現，自我生命的發現才能成為一些思想發現的原點，簡單回歸中國古代的文化傳統為什麼照樣不足以形成我們今天的文化思想呢？因為在中國古人的生命發現並沒有天然包含現代中國人的“問題”與生命形式，就像西方的文學與文化批評並不直接關懷在中國人的“問題”與生命一樣，如果說簡單引入西方的文學傳統與批評傳統最終導致了現代中國文學理論的“失語”，那麼簡單回歸中國古代的文學傳統與批評傳統依然會再蹈“失語”的陷阱、當代詩人任洪淵就在他詩歌中生動地描述過古代文化傳統之於現代人的語言與思想的壓力：
鯤
鵬
之後，已經沒有我的天空和飛翔
抱起昆侖的落日
便不會有我的第二個日出
在孔子的泰山下
我很難再成為山
在李白的黃河蘇軾的長江旁
我很難再成為水
晉代的那叢菊花一開
我的花朵
都將凋謝
文字
一個接一個
燦爛成智慧的黑洞，好比
恐
龍
龐大到吃掉世紀
也吃掉了自己
空洞為一個無物的
名詞
活著的死亡
最虛無的存在
——《文字一個接一個燦爛成智慧的黑洞》
是的，我們需要“返回”，但返回的不是中國的傳統而是我們自己原初的生命感受、文學感受，其根本意義就在於調動了生命的感受。
生存感受、生命體驗
西方文化的“外部”指標不足以完成中國自己的文化現代化建設，這在根本上是因為西方文化主體區別於現代中國文化的主體，而中國文化的主體需要決非異域文化所能夠替代表達；同樣，作為古代中國文化主體的人的需要也不會混同於現代中國文化主體的人的要求。現代中國文化發展的希望在於現代中國人生命感受與自我意識的表達，隻有堅持了這樣的原則，我們才能自然生長出屬於現代的我們的政治學、經濟學、哲學、美學與文學，我們的新文化才能不再被他人視作西方文化的簡單的附庸，當然，也不會被視作古代文化的簡單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