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新的生存生命體驗和新的自我意識也最終保證了西方文化——中國古代文化不再處於簡單的二元對立狀態，西方文化並不作為中國古代文化的顛覆者而出現在現代中國的，而中國古代文化也不是作為西方反抗者而確立自身價值的。文化的對抗性思維並不是文化發展的有利狀態，在作為創造主體的人的精神建構成為我們的主要目標之後，一切外來的文化，一切古代的文化都可以成為我們自由選擇的對象。
對於這一“新”的現代學術思路來說，我這裏所提出的生命體驗、生存感受之意義也僅僅是一係列重要課題的起點，我們希望能夠通過從這一“基點”出發，對現代中國的諸多問題有一個新的更有價值的解讀。下麵我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術發展為例，談一談從這裏人手可以帶來的新的思路。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最近二十餘年來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概括起來，這些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一種“文化關聯的發現”：在20世紀80年代之初是以中外文學與文化的關聯實現了對“唯階級鬥爭”論的撥亂反正。也就是說，以文化層麵上的意義的闡釋取代了純粹政治層麵的定義。這樣，中國現代文學自身的許多特點便得到了尊重和展現，在當時，比較文學及比較文化的研究成為最引人注目批評方式；進入到20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現代性”知識體係逐漸成為我們闡釋現代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的話語資源，人們也更多地注意到了在“社會現代性”與“審美現代性”的相互張力之中解釋文學的可能。於是，中國現代文學與社會文化諸方麵的複雜聯係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展開，如文學與傳媒、文學與政治製度、文學與法律等等。
應該說，以上的這些研究的價值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時至今日，我們也必須看到其中所包含的不容忽視的局限性：雖然文學自然也屬於“文化”現象之一種，但是它究竟還有著自己的獨特個性，僅僅從中獲得“文化關聯”的啟發是不是就抓住了“文學”深厚的內涵？或者說，除了文化交流的必然與社會文化因素的聯係外，文學本身的魅力與動機還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我們又當如何來描述它？例如在20世紀80年代以降的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的研究過程中，我們就多次麵對了這樣的困惑：究竟如何來描述和估量中國知識分子（作家）所承受外來觀念的方式，或者說所謂的外來因素是如何作用於他們並通過他們對整個中國文學的現代轉換產生意義的呢？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裏，卓有成就並漸趨成熟的一種闡釋模式是“中外文化交流”，即考察這些中國知識分子（作家）接受了哪些外來文化的熏陶和影響，然後在他們各自的創作中尋找與那些外來文化相類似的特征，以此作為中國現代作家與整個中國現代文學在“中外文化交流”之中發展變化的具體表現。這一闡釋模式是隨著新時期中國文化對外開放的大勢而出現和強化起來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正是在開放與交流的大勢中恢複了生機，重新肯定和挖掘中國現代文學的開放姿態與交流內涵，借助於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方法。這都逐漸發展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主流。應當說，這一研究模式的合理性便在於它的確反映了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發展所背靠的文化交流的曆史事實，但是時至今日，我們也必須看到，在實際的文學比較當中，我們又很容易忽略“交流”現象本身的諸多細節，或者說是將“影響研究”簡化為異域因素的“輸入”與“移植”過程。這便在很大的程度上漠視了文學創作這一精神現象的複雜性。因為，精神產品的創造歸根到底並不是觀念的“移植”而是創造主體自我生命的感受、體驗與表達，作為文化交流而輸入的外來因素固然可以給我們某種啟發，但卻並不能夠代替自我精神的內部發展，一種新的文化與文學現象最終能夠在我們的文學史之流中發生和發展，一定是因為它以某種方式進入了我們自己的“結構”，並受命於我們自己的滋生機製。換句話說，它已經就是我們從主體意識出發對自我傳統的某種創造性的調整。正如王富仁先生所指出的那樣：“文化經過中國近、現、當代知識分子的頭腦之後不是像經過傳送帶傳送過來的一堆煤一樣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他們也不是裝配工，隻是把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部件裝配成了一架新型的機器，零件全是固有的。人是有創造性的，任何文化都是一種人的創造物，中國近、現、當代文化的性質和作用不能僅僅從它的來源上予以確定，因而隻在中國固有文化傳統和西方文化的二元對立的模式中無法對它自身的獨立性做出卓有成效的研究。”到今天為止，我們讀到的中國現代文學發生史依然常常是將“文化交流”中的外來觀念的輸入當做中國文學發展的事實本身。這就難怪在近年來的“現代性質疑”思潮中，不少的學者都將包括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化的現代性動向指責為“西方文化霸權”的產物——因為，至少是我們的文學史本身並沒有描述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如何進行獨立精神創造的生動過程。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必須重視中國現代作家自身主體精神建構過程，必須重視中國作家自己的生存感受與生命體驗。
與文化交流中經常涉及的“知識”、“觀念”、“概念”這一類東西不同，生存感受與生命體驗更直接地聯係著我們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對於任何一個現代中國人而言，“感受”或者日“體驗”都同樣是我們感受、認識世界，形成自己獨立人生意識的方式，也是接受和拒絕外部世界信息的方式，更是我們進行自我觀照、自我選擇、自我表現的精神基礎。換句話說，所謂的“文化關聯”的問題其實並不是簡單的文化觀念的理性生成與簡單傳遞，而是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作家）的自我感受與自我體驗問題，這裏——既有人生的感受又有文化的感受。在主體體驗的世界裏，所有外來的文化觀念最終都不可能是其固有形態的原樣複製，而是必然經過了主體篩選、過濾甚至改裝的“理解中”的素質。中國作家最後也是在充分調動了包括這一文化交流曆程中的種種體驗的基礎上實現了精神的新創造。
例如，離開了中國新文學誕生之初中國作家的特殊體驗與感受，我們很難解釋現代中國何以會產生一種區別於古代文論與詩話的新的理論的興趣，中國現代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是在新文學創作的激發中出現的，並且首先就是由中國新文學的實踐者來加以闡發的。最早的中國現代文論之一如胡適的《談新詩》，關注和解釋的是“八年來一件大事”，因為“這兩年來的成績，國語的散文是已經過了辯論的時期，到了多數人實行的時候了。隻有國語的韻文——所謂‘新詩’——還脫不了許多人的懷疑”。很顯然，是豐富的文學的事實激發了像胡適這樣的理論家的思考的興趣、解釋的衝動和新的理論建構的欲望。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上，但凡富有較長生命力的成果莫不都是批評家自身生命感受與藝術感受的表達，那些靠搬運概念求新逐異的學術取向最終將失去曆史的價值。
提出當下的文學感受問題，這當然不是否認中外文學理論之於我們學術的重要價值，而是說，對於以創造為己任的我們來說，應當如何來看待這些已經存在的文學思想？或者說已經存在的中外文學理論在何種意義上才能成為我們真正的“資源”？
在我們看來，作為“資源”意義的古代與西方的文學理論重要的並不是它們已有的結論與術語、概念，而是包孕於其中的思考的智慧，是可以開啟我們自己創造性思維的啟示。換句話說，在中國古代與西方的文學理論形態中，作為文學思想建設基礎的“文學感受”究竟是如何產生作用的，中外偉大的文學理論家們究竟是如何從他們各自的文學感受出發，以自己的方式提升和建構新的文學理性的——這才是我們最應該關心的內容。
西方文學理論（包括對現代中國影響甚巨的20世紀西方文學理論）歸根結底屬於西方的文學理論家對於他們文學作品的真切感受，離開了對於文學作品的感受，我們很難理解這一文學思想的獨特形態，離開了對於西方文學理論家提煉文學作品的感受過程的考察，我們所獲得的概念和術語隻能是空洞的、飄忽的。作為現代中國文學建設的“他山之石”，我們有必要從對西方文論成果的急切介紹和匆忙移植中平靜下來，重新“返回”其創造性的過程本身，重新咀嚼其中智慧的啟迪，也許，這才對未來中國的文學思想建設產生積極實在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