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論建設的資源問題
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一樣，現代中國文論也同樣存在一個現代特征的尋找與建設的問題，正如我們在前一節所指出的那樣，西方文論的動向曾經長時間地左右著我們，以致我們常常遺忘了自身的主體性，將我們自身的生存體驗與生命意識棄之不顧。在現代文論的建設過程中，所謂“西方文論的中國化”與“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化”一樣複雜而糾纏。的確，“全球化”的客觀現實便是西方強勢文化的全球性擴張，而“第三世界”常常忙於應戰。在這個時候，大概已經沒有什麼人會懷疑討論“西方文論的中國化”這一問題的迫切性了。
然而，問題的關鍵卻不在西方強勢文化究竟是如何的來勢洶洶，而是作為主體的我們究竟如何應對，如何的避害趨利，如何在洶湧而來的文化信息中從容抉擇。一句話，最重要的是：麵對紛至遝來的西方文論，中國如何才能“化”？
在我看來，起碼有三方麵的東西值得我們認真探究。
“中國化”不是文化民族主義訴求
首先，西方文論的中國化一定要同“文化民族主義”的訴求劃清界限。
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產生自近代以後中華民族與西方強勢民族的嚴重對抗——從器物的碰撞到製度的較量，我們一路下來，獲得了太多失敗，以致“文化”便成為了我們民族尊嚴的最後一塊“國家級保護區”，我們需要通過對民族文化的維護來捍衛最後的自尊。詩人聞一多在《複古的空氣》中，有過形象的描繪：“自從與外人接觸，在物質生活方麵，發現事事不如人，這種發現所給予民族精神生活的擔負，實在太重了。少數先天脆弱的心靈確乎給它壓癟了，壓死了。多數人在這時，自衛機能便發生了作用。”“中國人現實方麵的痛苦，這時正好利用它們（指中國古老的文學與文化——引者注）來補償。一想到至少在這些方麵我們不弱於人，於是便有了安慰。”聞一多用一個“自衛機能”道破了文化民族主義的實質，“自衛”既是我們的本能，也是我們的局限。這也就是說，文化民族主義有它千萬條存在的理由，但也同樣存在著千萬條作繭自縛的後果。
在中外文化交流碰撞一個多世紀以後的今天，我們再來談論西方文論的中國化問題，我以為就必須從單純文化民族主義的心理陰影中脫身而出，在超越了退避性的“自衛”以後，我們的思考將更加的理性和睿智。
“中國化”的問題決不是一個文化民族主義式的“自衛”問題。也就是說，我們究竟能夠“化”多少的西方文論，能否都“化”得順利，“化”得成功。這並不關涉我們的民族自尊心，並不說明中國文化的偉大與否。
這裏不妨舉一個翻譯史的例子。據錢鍾書先生考證，中國近代第一首英詩漢譯出自外交官董恂，而董恂翻譯此詩的目的卻不是為了展示英詩的高妙而是力圖證明漢語的能力，所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可見，在那個失敗連連的近代，中國文人是多麼的脆弱，他們甚至不惜用這樣扭曲的思維來“自衛”我們的文化。另外一個翻譯家俠人一方麵翻譯西洋小說，一方麵卻在《小說叢話》中斷言：“西洋之所長一，中國之所長三”，“吾祖國之文學，在五洲萬國中真可以自豪也。”以華化夷，“同文遠被”，這可以說就是當時並不願“麵向世界”的中國人的基本願望；“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這可謂是西方文化“中國化”的最早版本。
然而，曆史的發展既證明了漢語的能力，也同時證偽了“以華化夷”的幻想。中國文化的能力並不需要通過能否“化夷”來加以證明，中國文學家的自信更不必通過順利“消化”其他民族的文學與文論才得以鞏固。到了新世紀的今天，我們應該清醒地意識到：真正的文化與文學交流應該是基於平等立場上的精神的“共享”，而“共享”並不取消各自文化的獨立性。換句話說，雖然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依然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西方文論與西方其他文明成果的“中國化”卻並不應當成為我們自身發展的一個沉重的精神包袱，外來的文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實現本土轉化，這主要取決於雙方文藝思想的契合程度、認同程度，它決不是用以衡量中國文化、中國文論自我能力的“試金石”。
“全球化”的今天，一方麵是西方強勢文化的擴張，另一方麵卻又出現了其他文化反抗擴張、努力崛起的趨勢，精神價值的多元並存，精神成果多樣性生成，這也是曆史的事實。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並非所有的西方文論都一定要“中國化”，有的西方文論，從提出問題的立場到展開問題的方式都可能與我們當今的精神需要相當隔膜，而且也許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之內都會如此，對於它們，便喪失了“化”的意義，這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正如無論我們怎樣預言21世紀將是中國文化的世紀，如何努力於從“拿來主義”轉而為“送去主義”，但中國文化在事實上並不可能為西方世界一致理解和認同一樣。
“中國化”與中國的需要
與此同時，我以為也沒有必要單純地誇大西方文論中國化的獨立意義，歸根到底，它不過是中國文論自我建設這一更為宏大工程的組成部分。作為中國文論自我建設這一宏大工程的有機組成，任何外來文化的轉化都必須服從主體的需要，中國文化人的主體地位絕對是一切轉化和建設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