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論之所以需要“中國化”，歸根到底還是為了中國自己的文論建設。這就是說，西方的文論進入中國以至為我們所“化”的前提並不在西方而恰恰在我們自己，是西方文論對於文藝的闡述方式有助於解決我們自己的理論困惑才促使我們產生了“化”的欲望。中國文化人之所以能夠產生對西方文論的興趣，根本原因也在現代社會中所產生的新的理論表述的需要。眾所周知，中國古代文論的存在形態是重直覺，重感悟，但無意營造嚴密的概念體係與邏輯體係，這在品讀藝術作品之時頗見優勢，但卻失於對文學藝術的超越性的形而上的思考，也弱於對現象的細密的分析與解剖。現代社會工業化、商業化、市場體製化的生存形式破除了中國人“詩化人生”的混沌，像過去那樣自我陶醉的藝術點評已經遠遠不能滿足人們的理論要求，生命、人生、信仰等等都在等待人們做出理性的分析與邏輯的梳理，在文藝理論當中，正是西方文論擁有了這樣的話語形式，因而也對現代中國的文學家們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看到，現代中國對西方文論的“需要”主要還來自於自己生存的表達，它與西方文化本身的強勢地位並無本質的聯係。換句話說，西方文化在整體上的強勢特征並不能成為西方文論“出身高貴”的理由，而中國文化在當今世界的暫時的弱勢處境也並不能成為中國文論“人窮誌短”的根據。中國當代文藝理論家引入西方文論並不是為了替自己“低微”的出身尋找到一個“堂皇”的裝飾，不是為中國自己的文藝現象更符合“世界先進思潮”尋找證明，甚至也不存在“與國際接軌”的問題，文藝思想的多樣性與人類文明的多樣性一樣恰恰是精神成果的正常現象。
而正視和承認這種“多樣性”也就首先必須正視和承認人作為文化創造者的不可抹殺的主體性。
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有必要從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批評界簡單運用比較文學“影響研究”的事實中汲取教訓。在當時，為了急於證明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形象，為了描述現代中國作家如何及時有力地呼應了“世界文學”的主流，我們大規模“調用”了一係列的西方思潮術語，用作對中國文藝現象的“新潮”的解釋。仿佛中國文學就是因為重複了這些世界性的文學追求才獲得了“先進性”與“合法性”，仿佛中國作家的價值就在於他“介紹”和“搬運”了許多別人的文化與文學成果，又仿佛這樣一些中國作家總是將自己主要的精力都投放到他人成果的“學習”、“領會”與“搬運”當中。在這種思維方式當中，被最大程度漠視的恰恰是作為文學活動的最重要的東西——人的主體性與創造性。正如王富仁先生在《對一種研究模式的質疑》中指出的那樣：
在這個研究模式當中，似乎在文化發展中起作用的隻有中國的和外國的固有文化，而作為接受這兩種文化的人自身是沒有任何作用的，他們隻是這兩種文化的運輸機械，有的把西方文化運到中國，有的把中國古代的文化從古代運到現在，有的則既運中國的也運外國的，他們爭論的隻是要到哪裏去裝運。但是，人，卻不是這樣一部裝載機，文化經過中國近、現、當代知識分子的頭腦之後不是像經過傳送帶傳送過來的一堆煤一樣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他們也不是裝配工，隻是把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部件裝配成了一架新型的機器，零件全是固有的。人是有創造性的，任何文化都是一種人的創造物……
要緊的是，這樣的闡釋並不能真正說明中國文學現象的內在本質。以魯迅為例，在我們一致高揚“現實主義”大旗的時候，魯迅就被闡釋為現實主義的藝術大師。他在文論中對“杭育杭育”派的提及自然也就是切合了“文學起源於勞動”的經典思想；到後來，隨著西方現代主義思潮開始在中國流行，魯迅又成了重要的象征主義作家，《野草》身價倍增，而魯迅對於日本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征”的關注便成了我們重要的話題；再後來，則又有存在主義，魯迅的諸多思想又似乎包含了重要的“存在之思”……或許這樣的闡述都有它們各自的理由，然而卻無法從本質上擺脫“比附”性思維的嫌疑：難道魯迅的意義隻能在與西方思想的比附之中才得以確立嗎？我們不禁要問：魯迅，作為中國現代文藝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究竟他獨立的貢獻在什麼地方？
在中國現代文論建設的意義上討論西方文論的中國化，便應該竭力從這樣的比附式的思維形式中解脫出來：不是我們必須要用西方文論來“提升”、“裝點”自己，而是在我們各自的獨立創造活動中“偶然”與某一西方文論的思想“相遇”了。作為人類際遇的共同性與選擇的相似性，我們不妨“就便”借用了西方文論的某些思想成果，而一旦借用，這一來自西方文論的思想也就不再屬於它先前的體係，它實際上已經被納入了中國文論的範疇，屬於中國文藝思想家創造過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在中國現代文論建設的意義上討論西方文論的中國化，我們還必須清晰地與兩種思維方式劃清界限：一是西方文論的“優越論”；二是西方文論的“進化論”。
前者將西方文藝思想視作一個理所當然的“高於”我們的存在，而我們隻有臣服、學習與模仿的機會。這是從根本上剝奪了中國文論家的主體性；後者將西方文論的發展視作一個不斷“進步”的過程，而越到現代、當代，也就越是體現了其最高的水準，於是中國文論家也需要不斷地“求新逐異”，不斷追蹤西方的“新潮”，似乎隻有將西方的“最新”“化”了過來，中國的文論才有了存在的勇氣。這同樣是漠視了中國文藝思想自身的需要。